由于各种或隐或显的原因，“明史热”自20世纪初就席卷神州，直到今天都热度不减，甚至不免被人们做出种种奇妙的联系与阐释。除了孟森、吴晗、顾诚、黄仁宇等学院里响当当的名字，个别业余研究者在今天似乎更受到普通读者的瞩目。从这个意义上讲，明史研究在中国断代史界倒确实呈现出了良好的“生态机制”。而在学院和业余之间，我们今天隆重介绍一本容易被人忽视的小书——。

    是用不足十万字的篇幅，厘清了明史上最为纠缠繁复又影响深远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而在进入具体的“案情分析”之前，作者从帝权与相权的矛盾入手，到万历“造因”为止，从制度层面交代三案动因，从帝王层面交代三案导火线，将明代的皇权与相权，朝廷与宦官，以及三大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相互联系等条分缕析，给读者呈现出一幅明末宫廷、朝政和社会清晰生动的立体图形。后又通过天启、崇祯两朝对此进行的连续翻案，更呈现出门户之争的面目，为明代亡于党祸戾气埋下了伏笔。

    三案的拖延之久、影响之大，正反映了明末政治的混乱局面。作者从这一角度入手，使读者能够见出明代统治阶层的内部纠纷，看清国政日趋荒废，同时对制度、权力有比较精简的呈现，颇见捷才。其文举重若轻、平易亲切，如炉边闲谈，娓娓道来。作者希望“通过三案的成因和经过，可以明白看出，明代多年来一力增重帝权，积势所及，产生出何等的积弊”，可见三案的根本，正是皇权独大与限制皇权之间的冲突。前者是千百年帝制下帝王最渴求的根本，后者是士人集团对政治礼法的信念诉求。而在明末这一特殊的时间点上，即使不冠以“知识分子觉醒”这类现代性命题，士人阶层对皇权独大的惨烈抵抗，从明末三案中也可见一斑，对作者“文革”后写作此书或许也有现实意义。

    温功义（1915～1990），祖籍湖北武昌，其父曾为张之洞幕僚。温在北京（平）生活成长，少有才名，长于诗文；抗战后全家避居香港，因发表文章而被楼适夷介绍进入“香港文协”。1939年入香港《大公报》工作，被时任总编辑的徐铸成誉为“玉树临风，才华横溢”，颇得胡政之等人赏识，随《大公报》迁回内地，办理《大公报》分销业务。1948年后定居重庆。解放后，因性情耿直和莫须有的罪名受到长期排挤，只得赋闲在家。不羁俗务的他反而尽情读书且“述而不作”，偶尔著文、翻译，也只限自娱不求发表。“文革”结束后，受重庆出版社鼓励，于1984年出版了，后又著有《明代的宦官与宫廷》（1989）。温功义先生的著作，产量之少与质量之高同样惊人，很有些不世出的天才意味。他深厚的文史功底与隐逸世外的姿态，使他游走在学院与业余之间，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

    此次三联书店重版该书，所据底本为1984年重庆出版社版。当年该书初版即售二十余万册，也得到不少名家的赞赏与好评。台湾某出版社更是直接盗版出书，更名为《明末三案》，也因此成为著名学者黄仁宇写作时的重要参考资料。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