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非政治家没有柔肠？难道大人物不讲私情？否！就在这一年10月27日，心坚如铁的毛泽东还曾极为罕见地在济南“哭坟”，死者虽仅仅是个解放军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那一天，毛泽东让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专程陪自己去了南郊的四里山，那里是济南烈士陵园。他手抚黄祖炎烈士的石碑，不仅喃喃而语：“祖炎同志，我来看你了。”而且还“深鞠一躬”，甚至“泪水顺着脸颊慢慢地流下”。谁能令主席如此动情？原来，死者曾在瑞金与延安时代两度做过他的秘书。

    看来，一代雄主也有伤心时，只是泪向谁弹而已。

    毛泽东尽管博学，却也是在登上安庆的土地上之后才知道陈独秀名字的来由，可见，陈独秀不被人了解的地方实在太多！

    一峰独秀，这是多么浓的乡情，又是何等骇俗的魄力啊！

    新解密的苏联史料十分清楚地表明，中共领袖陈独秀一点错都没有！哪一桩失误不是斯大林和他在中国的代表造成的？何曾“右倾”？何曾“投降”？什么时候被“吓破了胆”？为什么要“分裂党”？还有，在苏联红军大举入侵我中华境内，杀死我一万多东北边防军的“中东路事件”中，陈独秀反对提“保卫苏联”的口号有什么不对？

    呜呼！倒霉的陈独秀，蒙尘的独秀峰！

    孜孜于陈独秀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唐宝林先生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细细地数过：

    1923～1927年，苏联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共召开122次会议，做出了738个决定（还有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国革命做出的无数决议、指示未统计在内——唐注）。从大的决策，如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对待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方针，北伐战略的制订；到小的如何时结束省港大罢工，何时发动上海工人暴动，如何向中国派遣在苏留学的中国学生，甚至什么时候找蒋介石谈话，应该找谁一起去谈，谈时要注意什么，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包。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就这样被无微不至地训导着。更可悲的是，这些有自己头脑的中国精英们，竟连执行苏联人大小决策的主动权也没有！

    唐宝林继续写道：

    这些决定通过两个渠道在中国执行：一是直接命令给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及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罗易等，在中国直接执行；二是由共产国际把这些决定做成共产国际决议或批示、命令、训令等，让共产国际在华代表直接执行，或由他们布置给中共中央并监督其执行。同时，中共中央还要受驻华大使及鲍罗廷顾问的领导和监督。

    夫复何言！陈独秀还有什么自主权？中国共产党还算什么中国人的党？

    陈独秀冤啊！

    远在中华民国陕甘宁特区的中共领袖们应该知道，出狱后的“托匪匪首”已经与中国托派决裂，他的思想牢笼已经彻底打破，他不再对斯大林个人进行深刻批判，而是对产生斯大林的整个社会制度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反思，甚至对曾引为同志的托洛茨基和一直敬仰的导师列宁也不再迷信。

    这位顶着光亮头颅的中国人在他生命之门即将关闭的时候，傲然宣称“将我辈以前的意见彻底推翻”：

    如果能叫马克思、列宁复生，肯定今日苏联所行的一切就是他俩的主张，那我也要说一声：你们的学说，我不赞成！我宁要民主不要专政！

    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

    十月革命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

    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