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沈阳房产档案上户主一直登录的是“张学良”仨字）。管这儿叫“张学良旧居”和“少帅府巷”都不准确，也许叫“元帅府”或“元帅胡同”更为贴切，因为这儿首先是张作霖的住处。

    民国元年（1912年）9月，中华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张作霖开始在沈阳城里兴建这座豪宅，从民国五年（1916年）他携家眷入住，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他在此宅内过世，除去最后在天津和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外，十多年他一直在这深宅大院里主家、主军、主政。

    如同阿Q忌讳光亮，张作霖最不愿被人提及早年落草为寇的经历。其实与他当“胡子”的短暂岁月相比，他当官军的时间更长——前清时，他从甲午战争时的哨长做起，历巡防营统领、关外练兵大臣兼二十四镇统制；进入民国，他更是以奉天督军衔执掌东三省的最高军政大权。咳！人不能干丑事，雪白的绸衫上有过污点，任后来使多大的劲儿也搓洗不净了。

    但更大的丑事是他在武昌首义后的镇压奉天“乱党”之举。不是他的搅局，东北的光复要更早一些。

    驻防近千华里之外的巡防营前路统领张作霖，在听说省城里的革命党欲起事后，竟率全部七个营的兵力挺入奉天城“勤王”，即保住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地位。这一次，直觉让这个“省军区”的“旅长”大获其利！他平息了革命党人的起义梦想，一跃成为奉天全省最有权势的军事长官。尽管其不光彩的发迹史一直为革命党人所诟病，但东三省未经动乱而平稳过渡到民国，却不能说与他无关。民国成立之后，他从一镇之统制，摇身变成一师之师长，换的是头上的帽子，不换的是拥兵自重的思想。清朝的镇亦即民国的师，统制就是师长，真是“换汤不换药”也。

    从张作霖头一回晋京接受国家领导人召见时的言与行，就可看出此人“思想觉悟”水平之低——他奉召晋见大总统，一见到袁世凯，便跪地咚咚咚三叩头。老袁连忙趋前扶起他，笑言：“此民国也，不兴封建那一套礼数矣。”他却振振有词地回禀：“前清时俺只知皇上，如今只知大总统……”

    十几年后，奉军战胜冯玉祥的国民军，他驻节津门，虽已是威风八面的北洋第一人了，但见到比他年轻许多的逊帝溥仪时，他仍翻身便拜。

    在中，溥仪详细记下了那次会面（括号内除特别声明者外均为笔者注）：

    我到天津的这年六月，荣源（溥仪的岳父）有一天很高兴地向我说，张作霖派了他的亲信阎泽溥，给我送来了十万元，并且说张作霖希望在他的行馆里和我见一见。这件事叫陈宝琛（溥仪的师傅）知道了，立刻表示反对，认为皇上到民国将领家去见人，而且去的地方是租界外面，那是万万不可以的。我也觉得不能降这种身份和冒这个险，所以拒绝了。

    不料第二天的夜里，荣源突然把阎泽溥领了来，说张作霖正在他住的地方等着我，并且说中国地界内决无危险，张作霖自己不便于走进租界，所以还是请我去一趟。经过荣源再三宣传张作霖的忠心，加之我想起了不久前他对我表示过的关怀，我又早在宫里就听说过，除了张勋（二张还是儿女亲家——原注）之外，张作霖是对于清朝最有感情的。因此，我没有再告诉别人，就坐上汽车出发了。

    这是初夏的一个夜晚，我第一次出了日本租界，到了张作霖的“行馆”曹家花园。花园门口有个奇怪的仪仗队——穿灰衣的大兵，手持古代的刀枪剑戟和现代的步枪，从大门外一直排列到大门里。汽车经过这个行列，开进了园中。

    我下了汽车，被人领着向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厅走去。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身材矮小、便装打扮、留着小八字胡的人，我立刻认出这是张作霖。我迟疑着不知应用什么仪式对待他——这是我第一次外出会见民国的大人物，而荣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