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别的下野军阀强，他能把心里的苦闷抒发出来。

    日本人闻讯，以为有隙可乘，遂由第一遣外舰队总司令荒城二郎和海军驻沪特务机关长佐藤秀乘快艇逆水而上，专程登上白帝城拜访吴大帅，表示愿供私人借款一百万元和无偿赠予十万支步枪、五百门钢炮、两千挺机关枪连同弹药，支援他东山再起。

    不料，吴子玉语气坚定地回答：

    过去我曾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可见成败并非枪炮与金钱。我如愿引外援借外债，何必待到今日！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了。

    风头最健时，他拒绝了苏联人的拉拢；穷途末路时，他摒弃了日本人的诱惑。民国以降，如玉帅般一片冰心对国者，有几人？

    悲情吴佩孚！

    他太固执于传统观念了！

    无论“主公”如何无能，如何折腾，他决不制止，更不会取而代之——朝野无人不晓：曹大帅正是倚重了吴子玉才得了江山。但在曹锟匆忙走进中南海成为国家元首以后，他这个头号功臣却躲得远远的（退回洛阳），决不肯犯上作乱。

    无论局势如何变化，他决不改弦更张——当初惊悉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叛变、本军形势危急之际，日本顾问冈野增次郎焦急地劝他速与昔日的老师段祺瑞携手对付危局，老段恰好也派来代表与之接触。他却大谈起“千古不磨之成文宪章，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坚称自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坚决不做违背四千年“成文宪章”的事。

    无论叛将如何讨饶，他决不宽恕容纳——冯氏发动第二次政变后，满以为驱逐了段祺瑞会使吴佩孚高兴，国民军将领通电要全军投靠吴氏门下，吹捧“吴玉帅”有“命世之才”，并表示：“此后动定进止，惟吴玉帅马首是瞻。”但他接到通电后，却只批了四个大字“全体缴械”，愣是把送上门来的大礼掷出门外，生生逼得国民军变成一块又砸回来的石头。

    无论外力是否可借，他决不稍加利用——苏联人、日本人都没住声儿地拉拢他，都想赔本武装他的部队，但被他一概拒绝。在这一点上，他既不如蒋介石，也不如冯玉祥，人家是借了“老毛子”的资金壮大了自己，然后，再翻脸不认人。

    只要他不那么“坚持原则”，只要他稍微通融一下，他本人的命运乃至北洋集团的命运，都极可能因而改变。

    惜乎哉！从这一点来看，他吴子玉至少晚生了两千来年！

    不过，即使在春秋时期，这种坦荡荡的君子做派就已经成为社会上的笑柄了——那个“仗义”得非得等敌国的军队上岸列好阵后再出兵的宋襄公不就是个例子？那个一边整理着被砍歪的帽子一边嘟囔着“君子死，冠不免”的孔夫子的学生子路不也是个例子？无论古今中外，在政治舞台上，不讲权术的演员只配出演悲剧角色。

    关于吴的个人悲剧，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中有一段中肯的评论：

    即便是吴佩孚这样“知书达礼”的“儒将”，也是满脑子的封建思想。他最崇拜关羽，在“上下”、“尊卑”、“主从”之类封建道德束缚下，他明知曹锟当总统的时机尚未成熟，虽曾极力表示反对，但终究不能不服从他的那个昏庸的上级。吴在直系三派中兵力最强，曹锟实际上不是他的对手，但吴就是不敢取而代之，始终被曹氏家族牵着鼻子走，最后一同走进火坑，成了曹锟的殉葬品。

    这本书是1987年出版发行的，那个时候就能在这样一部权威的“史”中“偏袒”一个前朝军阀，可见吴佩孚的下场着实有些让人惋惜。

    不过，随着苏联关于中国问题档案的解密，我对吴佩孚有了更深的怜悯：难道，在那样一个纷乱而贫穷的时代，不管是谁走上政治舞台中心，不依靠某一强国，就真的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