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也。”

    谭云：“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初五日定有朱谕一道面交公。”

    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显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

    见袁推托，谭又出示了一件在袁看来是非常可疑的“圣上”的“朱谕”抄件，并“再三催促”，“几至声色俱厉”，甚至有意无意地显示出腰间藏有凶器！

    谭云：“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

    予因其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已夜深，托为赶办奏折，请其去。

    传统的说法是，袁世凯骗取了谭嗣同的信任，初五那天即乘火车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大惊，火速晋京面见慈禧太后。于是，戊戌政变发生，光绪皇帝惨遭囚禁，维新党人横尸街口，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猝死于血泊中。

    不过，看老袁的记录，却是另一种说法，即他一开始就反对他们的过激谋划。他坚持认为，是这班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激进分子离间了太后与皇帝的关系，激化了两位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矛盾，而且，一旦事发，必然“内忧外患一时并起，中原疆域立见瓜分”！所以，他理应向上司反映实情以求“诛锄误君误国之徒”。

    静下心来读读袁氏的表白，其实有他的道理。尽管他的过于详细的记录与过于流畅的行文让人怀疑其事后的作伪，但对一个正受宠于朝廷的正统军人，一个精明过人、深谙宫内权势消长的政治新秀，在狂风大作乱云骤起的紧要关头，他只能做出这样的抉择。用他的话说，他是不忍坐视疆域被瓜分；而身为人臣，他又何敢犯上作乱弑太后诛上司？而且，即便他的“为国避祸”的动机是事后的贴金之说，那他也异常清楚贸然用兵的结果——那天晚上，他当面告诉过谭先生：

    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泗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上（皇上）已先危！

    平心而论，他说的是实情。

    且不说袁氏当时的实力——“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即便曾比他更拥有政治与军事资本的前辈汉臣曾国藩、李鸿章两人，又何尝在位极人臣之际有过发动政变的“邪念”？传统文化教化出的人臣只能选择“正统”。

    近年，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引人入胜。传统的说法也是康梁师徒的说法，即袁氏回津后，为求日后腾达，初五向荣禄告密。荣禄连夜赶回京城颐和园，向慈禧太后汇报了康党的惊天秘密。于是，初六一大早，慈禧太后火速赶回紫禁城，发动了流血的戊戌政变。

    然而，史料已经证实了：“康党”围攻颐和园谋害慈禧太后一说，并非清廷保守派捏造出的谣言，而确有其事。而且，史学家也考证出，袁氏根本无时间告密——在交通条件不发达的清朝，京津之间，是无法说到就到的；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君主专制时代，君臣之间，是无法想见就见的。慈禧太后显然另有渠道洞悉了儿皇帝的举止。所以，她匆匆赶回皇宫，指着儿皇帝的鼻子痛骂：“我抚养了你二十多年，你竟然听小人的话想害我？”见光绪嗫嚅着欲辩白，她气不打一处来，竟一口唾沫吐过去：“痴儿，今日没有我，明天还能有你吗？”若光绪不知有此等阴谋，他何以面对母后的责骂哑口无言？

    尽管老袁费了些口舌，但从那时一直到现在，人们从来不屑于听一个出卖正义的叛徒的申辩。想想遭囚禁多年的可怜的光绪皇帝，想想身首异处的谭嗣同他们，何人不起怨袁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