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动心。于是，在李的荐举下，袁世凯再回朝鲜半岛，当上中央帝国驻朝鲜的最高官员——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大臣。

    但是，在狐假虎威的朝鲜亲日派的欺凌下，老袁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只有他一连娶的两房高丽姨太太尚能稍解忧烦——清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萎缩。后来，亲日的高丽人竟把大炮架到了袁的官署门口以示羞辱中央帝国！

    可怜的老大帝国，连自己的疆土都保不全了，哪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属国？苦挨了一些日子，袁世凯终于接到了朝廷命令，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五日（1894年7月17日），这个已经没有任何权力的全权大臣，心情无比忧愤地降下了大清国的龙旗，黯然启程返国。

    随之，日军占领了王宫，胁迫朝鲜国王发表声明：

    嗣后，甲午战争爆发，清国惨败，向日本国割地赔款，凡有血性之国人，莫不痛感耻辱。在藩属国受够了日本气的袁氏岂能例外？于是，就有了他痛定思痛后写下的关于新建陆军的报告。

    袁世凯数度驻守朝鲜凡十二年，在越来越困难的境地中，他有胆有识，有智有勇，竭力维护了大中国的利益。正是在朝鲜半岛的折冲樽俎，使这个并无科举功名的职业军人成为19世纪黄昏中国政坛上的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世人皆谓“小站练兵”是袁氏崭露头角的舞台，殊不知，漫长的不辱使命的驻外经历才是他走入慈禧太后视野的根本原因。

    小站练兵，是袁世凯从朝鲜回来的事。

    光绪二十年（1894年）夏，清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根据德国顾问汉纳根建议，奏请朝廷速练精兵十万。朝廷诏令李鸿章和两江总督张之洞分别于北南两地着手实施。谁都知道，大清国的国防力量早已不可依恃！八旗军、绿营早在与太平军、捻军交锋时就溃不成军，曾国藩的湘军也渐显疲态，唯有李鸿章带起的淮军尚可指望，若再不练成一支精兵，则国将不保矣！

    于是，李鸿章派淮军大员，时以广西按察使衔在天津“督粮台”（任后勤部长）的胡燏棻，招募了近千名壮丁，编为十营的“定武军”，在津南马厂（地名）建置，后因马厂地方局促，遂移师交通便利的新农镇，借淮军废弃的旧兵营操练起来——因该镇有天津至大沽口铁路上的火车站，是个小站，后新军官兵便以“小站”代称新农镇。久而久之，“小站”竟出了大名，成了袁世凯及手下若干人走向军事政治巅峰的大站！

    稍后，张之洞则在南京编成两千八百人共十三营的“江南自强军”。

    不过，为时太晚！等是年岁末，两支新建部队刚组建好，战争胜负已经见分晓。

    战争结束后，为救亡图存，朝廷匆匆设立了督办军务处。此“处”级别极高，由位尊望重的恭亲王奕訢领衔，庆亲王奕劻为会办，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和步军统领荣禄、户部右侍郎长麟组成，唯独长期“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第一汉臣李鸿章因战败而被排除在外。光绪帝授予了该“处”最大的军事干部调动权——“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

    就是在此时，从奉天凤城的前敌营务处回到天津的袁世凯，给朝中排位第一的汉族军机大臣李鸿藻写了一封信：

    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

    真够放肆！他指责的不是战争期间军事部署的失当，而是现行体制的落后！问责体制，说到底，不就在指责朝廷嘛！在一个处处讲究规矩的中国官场，这可是要有足够的勇气。

    话锋一转，他写到了具体的建议：

    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