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没送来，失去耐心的士兵们发生骚动，于是端方被杀。而就在端方首级被送往武昌当投名状的第二天，4万两银子就到达了军中。

    兵变发生后，军政部长尹昌衡飞马而出，急赴凤凰山军营，召集与他亲近的川籍军官们迅速商议。随后，尹昌衡率领数百名全副武装的新军，策马进城，搜捕乱兵。

    端方在朝野的口碑都不错，“尤有政治才，在满人中亦不多见”，“为近时之贤督抚”（严复语）。当时的留学生，包括那些倾向于排满革命的人士，也与他保持着相当不错的私交。在他的幕府中，人才荟萃，既包括刘师培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包括蔡锷这样的革命党人。

    周善培赶紧打电话询问蒲殿俊，蒲殿俊说：“这是两个混蛋，请赵帅把他们拿下就是了。”

    危急时刻，赵尔丰发了份布告，这为他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一些谣言说，是他和田征葵等在幕后策动了这次兵变，目的是为了复辟回任。

    英国总领事务谨顺也根本就不相信这是赵尔丰煽动的：“既然赵尔丰阁下因大清银行的被毁而几乎丧失了他在成都的所有现款，所以无论他希望通过揭示蒲殿俊政府的软弱无力获得多少好处，看来他很不像是骚乱发动者。”

    1909年6月28日，端方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美国各大报纸纷纷报道，《华盛顿邮报》（te ason Post）的题目就是“塔夫脱（总统）观察中国，从端方的任命看到伟大的商贸开放”，认为端方出任直隶总督将极大推动大清国改革的广度和深度。

    这一图财害命的版本，记录得最为详细的就是“梁溪坐观老人”张祖翼的《清代野记》，此外，包括上海《字林西报》（Norte Neimes）等国际媒体都纷纷采信此种解释，并感慨于一代改革者死于贪财的军士之手。

    最有可能发动兵变的两个人——26岁的尹昌衡、34岁的罗纶——如愿地坐上了都督与副都督的宝座。但是，在总督府的高墙深院内武装隐居的老人令他们感到巨大的威胁。而且，他们实在需要做一件事情，在这个谁也不服谁的年代为自己立威。

    众人一合计，下决心动手，否则进入四川后，“川省同志不明真相，恐起反抗”，“必须杀掉端方，响应武汉，以明心迹”。也就是说，端方的脑袋成为了“以明心迹”的工具。

    第二天晚上，各派在皇城内至公堂开会。同盟会提出民选都督，在这样的乱局下，这种超前的想法当然被否决。其实，同盟会在四川实力很弱，需要时间来壮大自己。对于这个自己没捞到好处的新政权，同盟会早已不满，一面联络同志，一面遣人到渝请兵，“谋即日推倒之”。根据英国领事的报告，在一次会议上，董修武就公然提出，“人民对蒲殿俊行政当局极为不满，将必须进行二次革命”。当时董修武在成都南校场召开万人大会，会场上高悬一块牌，上书“同盟会会长孙文、副会长董修武代”，于是“孙文之名传至家喻户晓”。

    尹昌衡亲自负责掩护。他从正门入内，说服了剩余的卫队放下武器，而陶泽锟则从后墙翻入内院，冲进了赵尔丰的卧室。尹昌衡告诉老帅，为了他的安全，还是一同到军政府去。四名士兵一拥而上，将老帅架起来，拖到了军政府。这就是被时人津津乐道的“智取赵尔丰”。据说在整个过程中，陶泽锟只砍死了试图抵抗的一名警卫人员，也有野史说那只是一个伺候丫头。

    奏折一上，摄政王批示交部严议，而三天后，居然以“恣意任性，不知大体”为由革除端方职务，另调湖广总督陈夔龙出任直隶总督。

    抢劫之后的乱兵，早已成了乌合之众，难以与有备而来的尹昌衡部队交锋，纷纷逃窜出城；逃得慢的都被当场处决，街上到处可见他们的尸体。

    士兵们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