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总督赵尔丰大力支持下，官报书局总办余大鸿匿名印行了一种日报《正俗新白话报》，为官方进行宣传，反驳保路派的攻击。单就发行量而言，与动辄上万的对手报刊相比，官报十分少得可怜、僵硬得可怜，只能通过政府渠道由下级认购，无人愿意主动购买，这也造成官方缺乏信息发布的有效渠道，处处被动，好像拿着一挺生锈无法使用的机关枪坐以待毙……

    九月围城

    成都被包围了，就在一夜之间。电线杆已被砍倒，通信中断，米炭被人拦截，无法入城，粮食等价格飞涨。而郊外农家也被禁止进城清运粪便，盛夏中的成都城成了一座臭城……

    “省城四面，团兵已集城下”，这些神奇的快速反应部队“半由哥老督促，手执刀矛，身穿号褂，分执红旗牛角叉”，连军服（号褂）都准备好了，并且扯出了“同志军”的旗号，把同志们由“会”变“军”，速度之快实在惊人。

    按照常理推测，如真是官逼民反，也不可能在成都惨案后不到一日就完成如此大规模的动员和调动。莫非，这些反叛者早就“预测”了即将发生惨案，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甚至，惨案的进展也完全可能在他们的导演策划之中？

    成都惨案之后，政府指责有人在幕后推动，造成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流血冲突，以便浑水摸鱼。从武装叛乱的速度来看，这绝非虚言。

    在各种利益集团的烧烤下，四川早已是一个滚烫的油锅，就等着将政府逼到绝路上去；政府一旦采取强硬措施，那就是一瓢清水倒入油锅，激起万千鼎沸。成都一声枪声，成为一个信号，全川立即大乱，各种武装团体迅速出现，都打着保路保民、营救蒲（蒲殿俊）罗（罗纶）名义，戕官毁衙。

    川西同志军统领孙泽沛发布告示：“本军召集同志，原为争路保民，不日振队入省，请释罗、蒲先生。”

    同盟会员熊克武坦陈：“西南附省数十州县，更迭起民团，赴省营救，防军与战，颇杀伤。革命党人遂勾结同志军，呼号而起矣。”

    “新西公”龙头大爷、新津保路同志会会长侯宝斋率众围攻成都，“集者人数之多，号称十万以上”，“营屯四接，旌旗相望，大有震撼全蜀之势”。

    “文明公”舵把子、华阳民团“安吉团”团总秦载赓，率部“抵成都东门，为清军拒，不得入，乃遣人四路号召，羽檄交驰，四方应召者万余人”，“连营四十余里”。

    广安“大汉蜀北军政府”成立后扩充部队，“不到三天的时间，便招募了三千人”，真是“兴师之顺，千古无双”。西昌县民团团长张国正率领团众，直入县署，砍下了县太爷的脑袋……

    动员民众、因势利导、火上浇油、借刀杀人，恰恰是中国历史上革“命”者的常用手段。从保路运动一开始，同盟会就认识到机会来了，渗透到保路运动中去，“外以保路之名，内行革命之实”。

    而合法斗争成本高、收益低，性价比更好的秘密活动似乎更可取。鼓动地方黑帮或立宪派冲锋在前，天下大乱，越乱越好，实力尚弱的革命党说不定就可以乱中取胜。同盟会认为“争路者日与清廷言法律，辨是非，清廷终不悔悟，不如激扬民气，导以革命”，于是他们“积极部署革命，但未作公开行动”。在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中，“同志会日益张大，演说时恒集万众，哗动一时，而不见同盟会党人于会场中有言论”。同盟会的精力放在了幕后运作，那份《川人自保商榷书》就是同盟会的革命创作，逼迫赵尔丰下令抓捕保路运动的头领们，从同情保路运动的温和派成为镇压者。而与赵尔丰的抓捕行动几乎同时，数百名民众“巧合”地得悉消息，集体冲击总督府，逼退四道警戒线，最后在大堂前酿发血案。被逮捕的保路领袖们指天划誓说那份《商榷书》与自己毫无关系，而冲击总督府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