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归国有。

    1906年10月，学部与外务部共同颁布《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确定每年10月对海归们考试两场，择优聘用……

    川汉铁路的问题在朱李嘴里被彻底简化了：“前为商办，今归国有，盛宣怀夺我路去，我们须争得路回，筹款修路。大家有钱，不用他人代借洋款，合同只算死人张之洞与外国开钱业之商人未成之草约。张之洞非全权大臣，德华洋行等既名资本家，决非外国政府之财政。我们一不负洋款，二不弃路权，三不认草合同为有效。请注意认定此三桩要题，女同志会所以成立。”

    他进而提出，应该先治盛宣怀欺君误国之罪，“罪其一人而可以谢外人，可以谢天下，可以消外患，可以弭内乱”，“然后可以申天下人民之请，提出修改合同之议”。毕竟合同并没废止，只是在抵押及路权、用人、购料、查账等各方面做些修改。他呼吁朝廷“必不爱一盛宣怀而轻圣祖列宗艰难贻留之天下”。同时，他也给盛宣怀下眼药，说自己料想以“盛宣怀之忠，必不惜捐一身以爱朝廷；且知盛宣怀之智，亦必知合同苟难修改，朝廷即予优容，而天下之怨既深，则未来之患方永”。

    寿宴总共三桌，席上都是川省的头面人物。谘议局副议长、保路运动的核心领导人之一罗纶带着十多人，“代表四川人民”给王人文敬酒，说是要“谢谢护院对四川人争路的功德”。或许是担惊受怕了一整天，或许是心情郁结，几杯下肚后，平日海量的王人文就不行了……

    后头排队排得不耐烦的人挤拢来，都愤愤然叫道：“这耍的啥子把戏？……他龟儿，哪有这么多朋友亲戚？叫他龟儿说清楚！不准他龟儿走！”但一回头，人已不见了。

    当天上午9点，已经有2000多名女子集合于毓秀女学堂，10点钟堂内已经爆满，“而翩跹而来者，尚络绎不绝”。当地的巡警一看不妙，与罗旭芝商量：一边赶紧关闭学堂大门，将后来者请走，告诉她们今天暂不请愿，各位请回；另一边则请已到的人安坐，说服她们不必集体上访，而只需要推举代表。罗旭芝同意，于是众人选出了以她为首的8位代表。代表们出发后，其余人就在学堂内纷纷演说；不久代表返回，说是总督赵尔丰同意将她们的要求代奏北京。堂堂总督也点头称是，众女子便不免得意，颇有成就感。其实，保路运动之所以能大快人心，也与不少平日里的弱势群体都在这时扬眉吐气、大有翻身做主人之感有关。

    大量中国学生都蜂拥进了速成科，1907年，清廷学务大臣在奏折中承认：“在日本留学人数虽已逾万，而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及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留学日本成为中国学生戴上“海归”头衔，从而进入大清政府机关的捷径，如同外地的螃蟹在阳澄湖洗个澡后便成大闸蟹身价倍增。

    周善培又说：“诸位且等几分钟，待我先去报告护院，把接见的地方预备一下，立刻来电话请诸位再去，比现在就去适当一点。”

    周善培立即赶到了总督衙门，汇报了同志会的成立情况。王人文同意接见，周善培就从总督府打电话给川路公司。

    从岳府街到总督府约有三四里路。浩浩荡荡的人群穿街走巷，高呼口号，煞是热闹。

    据李劼人记载，请愿队伍由八旬老人、翰林院编修伍肇龄领头，“缓缓走出的是一大群气派十足的绅士们。穿公服的确实不少，但也有只穿一双薄底青缎官靴，戴顶有品级顶子的红缨纬帽或玉草帽，而一裹园的蓝绸长袍上，仅套了一件对门襟、大袖口的铁线纱马褂的……好些都是谘议局议员兼租股股东……后面又是潮涌的人。大约都是没有资格的，只管穿着各种各色长衫，偏没有一件马褂，也没有一顶纬帽和玉草凉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