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章，中央政府最后“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予处理、不予答复，实际上也很难处理、很难答复。

    在充满潜规则的中国官场游戏圈中，什么时候生病，病情有多重，这也是对一个政治人物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考验。适时的称病不起，不仅可以逢凶化吉，而且可以积攒力量，后发制人。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也会这一招。他选中了腹泻。这个病生得很见功力，病情可重可轻，时间可长可短。他就这样在老家广安潜水，悄悄地关注着成都和北京的一举一动。

    保路同志会发布“破约保路”宣言的第二天（1911年7月6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岳府街的总部接待了几位不速之客——6名小学生。

    为首的是年仅11岁的黄学典（学典是字，其名为季陆），华阳初等小学堂的学生，原籍永定（今泸州叙永县）。他们一开口，就把接待他们的川路公司总务部的袁某吓一跳：这些孩子居然组织了一个小学生保路同志会，已集合同志三百余人，但还没有会所，上门来请川路公司提供一间空房办公。

    ——“我们要反对，我们誓死反对！汪汪汪……”

    袁某表示，借房的事情须经干事会议讨论，私人碍难即复，明日午后三点钟一定答复。他怕孩子们的积极性受挫，随即请成都著名的大儒、同志会负责人之一蒙公甫和孩子们谈谈心。

    蒙公甫询问孩子们成立同志会的宗旨，孩子们说：“破约保路。”

    蒙公甫又问：“约不破、路不保，当何如？”

    大概是实在看不惯川路公司的颟顸和同志会的空谈，罗老太太决定自己拉山头。朱李策划的首家女子同志会开张不到一个月，报上又刊登了一则启事，罗老太太要成立四川女界保路同志会，订于8月2日（农历闰六月初八）开成立大会，地点就在老玉纱街的毓秀女学堂。这样，成都市内就出现了两家女子同志会。当然，朱李开办的那家最后偃旗息鼓了。

    蒙公甫被深深感动，说：“君等小豪杰何必死，我等当先死，留君等他日成我等强国之志可矣。”边说边哭。孩子们也跟着哭，直到起身告辞，“犹见其挥泪不已也”。

    当晚，保路同志会干事会经讨论决定，不能接受孩子们租借办公场地的要求，并且要婉劝其解散小学生保路同志会。

    早上10点半，来贺寿的司道官员们都到了周府，只有负责带兵的营务处总办田征葵没到。周善培请两位“首县”（省城所在的县，四川首县为成都县、华阳县）县长去请，请不动，说田大人正忙于调兵遣将，防备万一。周善培又请公安厅厅长（巡警道）徐樾去请，到了12点才把田征葵拉来。拜了寿之后，老田很生气，指责周善培，今天情势这么紧张，不该在家为母亲做寿，而且还拉着这么多官员离开工作岗位。周善培却笑着让他放心，说一定平安无事，硬把他留下来入席喝酒。

    王人文说他也十分清楚“合同既经签字，国际关系已成”，自己也不敢指望能修改，但是考虑到四川民意的反弹如此激烈，只好冒昧上奏。他在这份奏折中再度描写了同志会成立当天的“盛况”，特别指出“巡警道派员弹压，巡兵听者亦相顾挥泪”。他认为，两相比较，如果修改合同，“外患必由此而生”，但“人民哀痛既如此迫切，强为抑制，内乱既不可收拾，外患恐相因而生……轻重利害之比较，今日提出修正合同，外人不过索我赔偿损失，比之损失国权、路权，既有轻重之分，比之激成内乱，不幸而见非常意外之变，其赔偿之巨，利害尤不可同日可语”。

    这一评价是公允的。从租股的不得人心来看，川路公司管理层本无动员民众的能力与机会，如果王人文一开始对中央政府的决策持积极的态度，坚决压制川路公司少数高管（他们动辄声称代表人民）的煽动，另一方面强化对民众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