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无论政治还是经济，改革的最大阻力早已不在于反改革的保守势力，而在于改革的旗号被滥用，成为权力斗争的新幌子。

    宪政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三权分立，以制约地方政府行政权为诉求的地方议会（谘议局）最为关键。太平天国运动后，地方诸侯权力膨胀，在组织人事、金融财政乃至军队建设和调动等各方面都对中央政府处处掣肘，成为政权建设的心腹之患。地方谘议局成立后，很快就对地方行政机构形成了巨大的钳制。

    几次较量下来，地方督抚纷纷转而与谘议局合作，地方政权的执政基础得以迅速扩大。但是，合流后的地方势力却迅速将目标转向了与中央政府的权力分配争夺上，中央政府与地方的矛盾更趋激烈，而且因为夹着谘议局这样的“民意机构”，动辄以人民的名义向中央政府发难（这在四川保路运动中最为明显，“7000万川民”成为地方势力的口头禅），中央政府在这些争斗中节节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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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与地方的集权－分权冲突，加上中央政府日益微弱的掌控全局的能力，是导致清王朝土崩瓦解的最主要原因，宪政与否只是一层外包装而已。

    在权力的逐鹿场上，执政者与在野者的考量角度是不同的：在执政者眼中，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就不可能发展；而在在野者眼中，浑水才能摸鱼，越乱越有机会。章太炎就毫不隐晦地说过“但愿满人多桀纣”，因为如果满人中出了尧舜，革命就没机会了，执政者越腐败越好、越残暴越好。在野者没有执政的包袱，“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也不需要知道柴米贵，轻装上阵，可以喊出最为动听的口号，反正自己没上台前无法验证、也无从兑现，上台之后，谁还敢来验证、要求兑现呢？

    秦始皇威武的仪仗过去后，刘邦感叹“大丈夫当如是”，而项羽则说“彼可取而代之”。这种取而代之的欲望是中国历史上主流的政治动力。晚清搞政治改革，宽容度之大史所罕见，非但没有能够凝聚全国人民的精神，反而导致了更为严重的离心散乱。因为，很多人趁此良机想“彼可取而代之”，无论打着什么旗号，核心目的就是夺权，主导口号就是“我能”。

    打倒与推翻只能解决所有权和经营权问题，至于经营的很多具体问题，不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就能解决的。但是，从晚清直到改革开放，近七十年的社会资源除了应对外敌入侵外，被过多地耗费在了打倒与推翻的内耗、翻烧饼似的折腾，而没能集中在基本的政治制度（如文官制度、权力制衡等）及民生建设上。

    无论改革还是革命，都只谈形而上，注重权力的掌控，而不关注形而下，忽视民生的提升，导致这种改革或者革命无法令普罗大众真正分享其成果，却要承担其巨大的成本和代价，埋下了“继续革命”的种子。

    大清帝国的覆灭主要不在于立宪与否及立宪快慢与否，更不在于大清统治者的漠视民生，而是由于在错误的时机放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令天下群雄以为跑出来了一只鹿，纷纷追逐，将全社会特别是精英们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了逐鹿之上，民瘼民生当然就只能服从、服务乃至牺牲于这个“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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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外的在野者总在想着“砸烂一个旧世界，缔造一个新世界”，当然这个新世界必须由他说了算；体制内的当家人也未尝不想改建扩建乃至推倒重建，当然前提是自己还是主人。李鸿章之流的“裱糊匠”，很难在中国历史上“伟大”起来，因为他的职场定位实在太缺乏鸿鹄之志了——尽管中国更需要的正是“裱糊匠”，而非“拆迁队”。

    耶稣曾说，如果你自认为无罪，就可以拿石头砸死那个妓女，结果所有人扪心自问后都放下石头默默离开。但是在中国，最有可能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