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郭松龄拒绝与张学良见面的事实，等于是不打自招，不但让自己的这两个号召在无形中化为乌有，反而让自己这种口是心非的“司马昭之心”，将士皆知。毕竟，奉“少帅”伐“老帅”，这不仅违背了中国传统的人伦大道，在策略上也并不高明；而率少帅之兵行逼迫之实，这种不忠不义之举，在保守的奉军中恐怕难度不小。

    在处理与其他奉军将领的关系上，郭松龄也是刚愎自用、举止操切。比如擅杀奉系将领姜登选，便是一例。姜登选是“士官派”的重要成员，此人一向沉默寡言，性格沉稳平和，在奉军中颇得人心。但郭松龄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与之发生矛盾，姜登选还曾在张作霖面前告过郭松龄一状，郭松龄由此怀恨在心。

    在后来的安徽督办问题上，尽管姜登选挤掉郭松龄出任了督办一职，但原因并不是姜登选要抢，而是因为杨宇霆抢掉了本该由他出任的江苏督办，这个事情主要应怪罪于杨宇霆而不该迁怒于姜登选。但姜登选在孙传芳军队夺下苏皖后，在返回奉天途中被郭松龄截住并下令枪决，借口便是“为穷兵黩武者戒”。

    说姜登选“穷兵黩武”，显然是帽子大了点，而未经审判便枪杀一位陆军上将，更是让奉军内部人心惶惶，人人自危。郭松龄这种挟嫌报复、草菅人命的作法，实在是给对手加分而给自己减分的愚蠢之举。据揣度，郭松龄杀姜登选固然有个人嫌隙之原因，但很可能是要拿姜登选来“祭旗”，以表明自己“有进无退”的决心（其他造反者也亦当如此，不可抱有侥幸之心）。

    郭松龄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而拒绝了奉系其他派系的援手。比如与张作霖也有矛盾的阚朝玺、汤玉麟等人，在郭松龄起兵后也派代表前来表示接洽，但分别索要黑龙江或者吉林的地盘。但郭松龄只委派他们为总参议之类的虚职，对地盘的事不置一词，这使得阚朝玺、汤玉麟等人极为失望，最后转而投向张作霖。

    郭松龄统率的军队的确是奉军中的最精锐，从宣布起事不到半个月，尽管其所部不断有人临阵投奉，但郭军还是相继击溃了张作相、汲金纯、张学良的守卫部队并于12月8日进占锦州，此时继续进军并攻下沈阳已是指日可待。

    可惜的是，由于进兵速度过快，加上后勤等方面原因，郭军已经疲惫不堪，郭松龄也只好命令部队在锦州休整三天。由于郭军未能猛追穷寇，以至于奉军得到宝贵的喘息时间，而吉林等方面的援军此时也源源不断的开到，这对郭松龄是极其不利的。

    更重要的是，张作霖利用此机会加紧了与日本的勾结，并不惜签下密约，以获得日本关东军的支持。在郭松龄起兵造反之后，日本方面也是极其关注，他们分别派出代表前往张作霖和郭松龄处打探，希望获得对他们有利的信息。对此，郭松龄只希望日本保持中立，并未答应他们的侵略要求，而张作霖则在失败的阴影下孤注一掷，答应了日本在满洲享有土地商租权和杂居权等要求（这也在后来引发了“皇姑屯事件”，张作霖为此付出血的代价），条件就是日本关东军协助奉军击败郭松龄部队。

    在得到张作霖的保证后，日本随即向东北调集军队，并警告郭松龄部不得进入南满铁路20里内，否则关东军将采取非常措施。换句话说，南满铁路以东便成了张作霖的安全地带，而郭松龄的部队只能沿着锦州北上进攻沈阳。不仅如此，日本关东军还为张作霖刺探军情，指引目标，甚至派日军穿上奉军的服装帮助张作霖作战。

    在此情况下，郭松龄部北上占领新民之后，与奉军在沈阳北边的巨流河一带展开决战。由于奉军以逸待劳，又有空军和大队的骑兵相助，而郭松龄的部队久经跋涉，补给不足，此时已成强弩之末。12月22日，双方展开最后决战，由于郭松龄的参谋长邹作华已经暗中投靠了奉军，致使郭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