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得以流传开来。至于那块千夫所指的牌子，则是“50年代为配合形势教育”而制作的，它被放在“解放后的博物馆里”，而不是“解放前的外滩公园里”。写作过“上海三部曲”的作家陈丹燕也认为这是一段伪造的历史，理由是禁止华人与狗入园的规则虽有，但“华人与狗不得进入”这句话系概括而成，至于牌子，当然是没有了。

    就历史而言，要证明一个事实有，比较容易；但要证明没有，则比较难。因为有更多的证据表明，非但这句话是有的，而且这块牌子也曾被不同时代的不同人所亲眼目睹过，相关记载如下：

    黄炎培在其自传《八十年来》一书中记载，“一进租界，眼花缭乱，只见街上到处是红头巡捕，面目凶狠，特别是对那些人力车夫乱打乱踢，白渡桥公园门外牌子上写着八个大字，‘犬与华人，不得入内’，这是我在那时亲眼看见的”。黄炎培是上海川沙人，他当时是去上海应县试，时间在1898年左右。可见那时已经有了这块牌子。

    周作人在1903年9月11日的日记中记述，“途中经公园，地甚敞，青葱满目，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国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牌栅，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哀我华人与犬为伍”。

    陈岱孙在《往事偶记》中称，1918年他在上海外滩公园见到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并于1990年7月12日去信上海黄浦区园林管理所，强调这块牌子上的内容“不是游园规则中的某一条，……而是一块木牌子”；另外，他还说在1920年的时候，这牌子仍然“健在”。

    1923年8月28日，郭沫若在一篇名叫《月蚀》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上海几处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入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成狗的时候便可以进去了”。同年，蔡和森也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上海未开埠以前，一草一石，哪一点不是华人的？但是既开埠以后，租界以内，最初是不准华人居住的，而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标揭，至今还悬挂在外国公园的门上。”

    1924年，孙中山在演说里也提到这块牌示：“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都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入。现在虽然取消了那块牌，还是没有取消那个禁例。”

    另外，方志敏在中说，“有几个穷朋友，邀我去游法国公园。一走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几个字射入我眼中，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受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了”。不过，方志敏说的不是外滩公园，而是法租界的法国公园，即如今卢湾区的复兴公园。

    由以上不同年代、不同人物的证人证言可以看出，外滩公园确实有过这样一块牌子，只不过因为当事人记忆或者是公园每年均须油漆换牌的缘故，牌子上的字记载不同，有称七字的，也有称八字的，措辞稍有不同，但意思是基本相同的。（清末称“犬”者多，而民国直接呼“狗”者多，莫非是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有无牌子的问题先放在一旁，先看看租界当局制定的游园规则。其中涉及“华人”与“狗”有这么几条，一是1885年的《外滩公园游览须知》中，第1条是“狗及脚踏车切勿入内”；第5条是“除西人佣仆外华人不准入内”。二是1909年9月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共娱乐场（今鲁迅公园）规章》中的第3条，“华人不准入内，除非是侍奉外国人的佣人”；第4条，“印度人不准入内，除非是衣冠整洁者”；第7条，“狗不得入园，除非加嘴套及用皮条牵住”。三是1909年法国公园的游园规定，其中第1条是“严禁下列人和物进入公园：中国人，但照顾外国小孩的中国阿妈和伺候洋人的华仆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