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母亲与家乡，跟随三哥前往上海求学，后于1910年考取了第二届“庚款留美官费生”，并与赵元任、竺可桢等人同期赴美留学，一去便是七年。

    在这七年中，胡适先入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两年后转入文学院学习哲学与文学。1915年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胡适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受业于杜威门下。1917年7月，胡适回到国内，随即被北大聘请为教授。这一年，胡适才27岁。

    当年年底，胡适奉母亲之命回家乡与早已订婚的江冬秀完婚。胡适还写了一首新诗歌作为纪念：

    记得那年，你家办了嫁妆，我家备了新房，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

    这十年来，找了几朝帝王，看了多少世态炎凉。

    锈了你嫁妆剪刀，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

    只有那十年的陈爆竹，越陈便越响。

    胡适14岁外出读书那年，其母便为他订下了这门婚姻，诗中说的“那年”，指的是他18岁（1908年）的时候，家中命他完婚，胡适以“家贫、求学”为借口逃了一次，但十年后，无可再逃，而江冬秀也已成为闺中的老姑娘了。

    胡博士是新派人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的婚姻却是不折不扣的旧婚姻，这与其说是滑稽，倒不如说是讽刺。江冬秀文化程度很低，又是小脚太太，两人几乎不会有什么共同语言，因而很多朋友为胡适抱不平，认为他是“新时代中、旧礼教下的牺牲品”，而胡适也曾在结婚半年后给密友胡近仁的信中说：“我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

    胡适的母亲对胡适的影响至深至大，而胡适对母亲又特别孝顺，他曾多次提到，自己多年游学在外，家境又十分困难，母亲甚至“以首饰抵借过年”，这桩婚姻是母亲订下，如今对方已经成了老姑娘，他如何能在这个问题上违抗寡母之命而令其伤心呢？这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

    诚然，当时很多接受过新文化的新派人物都在“婚姻自由”、“反抗包办婚姻”的旗号下（或者仅仅是因为自己富贵显达的缘故）抛弃或者冷落了他们的“旧时代之妻”，其中并不乏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等名流，而名望更高的胡适，这位真正的洋博士、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却娶了一个缠足的乡下女子江冬秀，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胡适在婚姻上、在对人上的“不忍之心”。

    胡适曾在日记中写道：“冬秀长于余数月，与余订婚九年矣，人事卒卒，轩车之期，终未能践。冬秀时往来吾家，为吾母分任家事，吾母倚闾之思，因以少慰。古诗十九首云：‘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兰蕙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终随秋草萎。’吾每诵此诗，未尝不自责也。”

    胡适的“不忍”，说白了就是一种责任感和同情心，而在这“不忍”的背后，又有多少关爱、容忍与体贴！当年与胡适同去美国留学的多为世家子弟，那时十七八岁的人，没有订过婚的少之又少，但那些被订婚的“小脚女人”们，又有几个能像江冬秀那样幸运呢？

    不管是出于对母亲的孝心也好，抑或是对于江冬秀的同情也罢，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维持了四十多年，两人相依相伴过了一辈子，外人见仁见智，胡适亦“不足为外人道”，其中甘苦，谁又能猜得透呢？在江冬秀一面看来，这或许是“幸运”的，而对于胡适来说，可能更多的是甜酸苦辣、百味杂陈，其中充满矛盾、挣扎、容忍与迁就，甚至是难言的隐痛与辛酸。

    胡适与江冬秀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平静中度过，但并不是一点涟漪都没有。事实上，在胡适的一生中，他曾遇到过多名才貌远胜于自己的“小脚太太”而又爱慕自己的知识女性，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