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淮北的橘子，到了这里都会成为水果罐头，而绝少有本质上的差别。当然，细微上的差别还是会有，比如南方人比较胆小，比较安于现状，只敢拿比较小的回扣，即使出了事，也是浮皮蹭痒的买卖，不会撼动根基。北方人通常性格爽朗，会意气用事，胆子很大，一旦捅了篓子，都是很致命的问题，所以用起来非常有风险。换句话讲，南方人不可能卷了你的钱跑路，即便跑了，也能找到他的家，人赃并获；北方人就不同，要么不搞，万一搞上一票，四海为家，你连个人影也见不到。

    这是我在以后组建公司和培训人事方面总结的南北方特点，但是当时没有这个觉悟，只简单归结为一种地域歧视。其实，小到一个集体，大到一个单位，如果想做成事情，这两种人都要用，分别驾驭。

    当时的生活很苦，已经不能叫作“生活”，定义为“生存”比较准确一点。为了节省开支，我们和房东“斗智斗勇”，电表的线是经常拔的，房东来了再接上。即便如此，我们每个月的电费居然有五百元，你说房东黑不黑？

    比房东还难缠的是蚊子，咬的你睡不着，而且城中村的蚊子特别有战斗力，蚊香就是它们的“香水”，屁用没有。实在熬不住，就在屋里烧把火，外面滚滚红尘，里面狼烟滚滚，然后用电扇吹出来。这个法子管用是很管用，但缺点也很明显，就是比较容易引起火灾，毕竟是一把火的买卖。后来还真烧了一次，把房东的床单烧出一个洞，把头套进去，刚好就是一件袈裟，居然成了抵御蚊子的“天然利器”。

    广东很大，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打车是想也不敢想的，最便宜的就是坐公交车了。但眼下的形势明摆着：没钱。只好蹭公交车，当一个“无赖”。其实是没办法，有钱，谁愿意占公交车的便宜。刚开始，蹭公交车的手段很土鳖，就是用游戏币。一枚人民币放在上面，贴着的就是游戏币，公交司机要顾两头，上车和下车，就趁这个空子蒙混过关。开始还挺顺利，后来就不能用了，因为我们是好几个人，有几个比较蠢的家伙，连必要的伪装也给节省了，两枚用的全是游戏币。

    到最后当然被发现了，那几个很蠢的家伙一看形势不对，溜了，只剩下我。我说：“大哥就通融一下吧，咱确实是没钱。”公交司机看看我，穿的比乞丐还不如，有着一股子无赖的无敌气质，也就放虎归山了。这事儿虽然小，但你能看出来我是个敢于承担的人，关键时刻能站出来，不当缩头乌龟。有这种精神，无赖也就不再是无赖了，而是流氓。

    等这个游戏币的法子不能用了，我就改变了策略，买了一个小录音机，把公交卡刷卡时的一声“滴”给录了下来。然后捡了一张废卡，上车时对着机器一照，怀里录音机的声量放到最大，以便让司机听到“滴”的一声响。

    司机只听到声音，但机器没有反应（有反应才见鬼了），问怎么回事。我就故作镇静，说：“卡肯定是刷了，你也听到声音了，可能是机器出了毛病。”司机将信将疑，也就混过去了。

    交通问题算是解决了，但还有吃饭的问题，天天吃“土制汉堡”也不是办法，偶尔也要想办法打打牙祭。这要感谢各大商场的“试吃活动”，往往有新产品，为了推广，设个柜台，用牙签挑着食材，供来往客人试吃。我们对产品是不挑剔的（也没法挑剔），一般是把最好的衣服穿上（至少不能像洪七公的徒弟），然后“组团试吃”。吃完了，小嘴一抹，不错不错，接着转战下一个超市。

    遇上好日子，黄历翻的准，祖坟冒青烟，也能遇上啤酒试喝，这是再好不过的了。

    那可真是一段十分悲催的岁月，整个人与生活，猥琐到了极点。

    美国的《外交周刊》曾经有一期，专门探讨“失败国家排行榜”。美帝是很万恶的，他们在这个双月刊上对“失败国家”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