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9下午，丁玲偕陈明、甘露去北京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周扬，大约坐了半个小时。他们约了甘露，是因为甘露跟双方都很熟，谈话方便。

    这是丁玲回北京后第一次面见周扬。此时，他们都经历了“文革”的洗礼，整人的周扬，也有了被整的体验，在这方面他们有了相似的经历；而丁玲的复查结论已经明确地说，1955年的反党集团“不能成立”，1957年的右派问题“属于错划”，那两个问题都是周扬主持定性的。陈明后来解释说，他们之所以要在此时去看周扬，因为周扬要出访日本，“我们一是想见见他，二是想让他在日本访问时便于回答记者。”

    甘露这样写道：“三点钟，我们准时到达医院，直上二楼周扬同志的病室，病房的门是开着的。我们三人走近房门，周扬和苏灵扬看到了我们，就走过来招呼我们进房落座。病室椅子少，苏灵扬便坐在床上。丁玲对周扬说，前几天听说他住院，并且一两天内要东渡日本，所以特来看望；接着问了一下他的病情，表示慰问等等。周扬同志精神很好，说他这次住院没什么大病，是来检查身体的；访问日本，已定好了时间，不能不去等等。接着他谈起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造反派把他打成假党员，把他的耳朵也打聋了。听到这些，我们大家都很沉痛，脸上流露着惋惜和悲愤的神情。接着周扬同志说，夏衍同志的腿也是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打坏的；还告诉丁玲，夏衍也住医院，就在楼下；还说夏衍住院也闲不住，电影界几乎天天有人来找他，听台词录音，讨论剧本等等。他建议丁玲顺路去看看夏衍。谈话大约有半个小时，丁玲等便起身告辞，周扬一直送出走廊。”“我们来到楼下夏衍的病房，他正坐在椅子上，左右有几个同志围着他，大概正在谈论一个剧本。丁玲走进病房叫了一声‘夏衍同志’。 夏衍回过头来看到丁玲，赶忙站起来，拐了几步迎着丁玲，互相握手问候。丁玲看见他正有工作，还有两三个同志围在身边，不便打扰，就要告辞，主人也不再挽留，我们三人便乘车回到友谊宾馆。”（《一次难忘的探视——忆丁玲探望周扬》）

    丁玲自己这样写道：“一九七九年夏天，从乡下回到北京不久，我从理智上认为我应该去看看一个老熟人，我们邀了另一位朋友同去。这位老熟人虽正住在医院，但比我想象的好，红颜白发，行动也矫健，稳重如往昔。从前说话中常常带一点的‘嗯，啊’的神气也依旧存在，只是声音比较小，好像只在喉咙眼里打转。我有点耳背，听他的话很吃力，但又不便重问，只好装作听见了似地点点头，眨眨眼，但话的大意是清楚的。他很有感触地讲了‘文化大革命’中他自己的遭遇，他妻子的遭遇。这些事自然是很悲哀的，文艺界几乎没有一个人能逃脱那种磨难，而且是尽人皆知的事，我听了之后自然很同情。不过这些事我听得太多了，见得太多了，受得太多了，也许我不应该，我真的有些麻木了，但我是去看望病人的，只好耐着性子听完（可能仍是没有完），才告辞回来。”（《我读〈洗礼〉》）

    显然，丁玲对周扬的表现不满意，她不是来听周扬诉说他自己遭遇的。她的遭遇远甚于他，而且他负有责任。

    陈明听到周扬仰着头在沙发上轻声说了一句：“责任也不能全推在一个人身上。”回去后他把这话告诉丁玲，两人一起猜周扬是指谁，是指他自己，指林默涵、刘白羽，还是指毛主席？陈明说，周扬对过去错整了丁玲的事一句不提，也不问丁玲这些年的情况，却在那里诉自己的苦，说他的耳朵被打聋了。

    丁玲就是想听周扬当面向她承认错误，但是一直到死，都没有听到周扬说一句道歉的话。

    五个月后，11月6日，全国文代会期间，周扬突然到木樨地丁玲家里造访。不巧，丁玲因为那几日咳嗽厉害，去友谊医院看病了，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