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

    福建省郑盛荣先生在一九九七年九月八日给笔者来信，指出：

    《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书中只谈受劫难的右派分子而从不涉及中右分子，不免使人感到有点欠缺似的。虽然中右分子没有右派分子受的苦难大，但对有些人的影响也是终身难以挽回的。

    中右分子不仅在反右派运动中是一大群体，数量多达三十五万，而且受到与右派分子同样的批斗，只是在最后定性处理上有所不同而已。有些人在运动中受到的降级（降低工资级别）处分，至今都没有得到恢复。因为从书面改正通知文件看，故然写有“恢复原工资级别待遇”的白纸黑字，本该在现行工资级别基础上，降一级是给予恢复晋升一级，降二级的给予复升二级；但在实际执行中，不是采取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而是看你现行工资级别是否已经达到一九五七年被降前的水平，没有达到的才给于恢复晋升，已经达到的就不恢复晋升了。这种不从历史客观实际出发的不实事求是的做法，导致许多受降级处分的人，至今都没有得到真正恢复。因为二十多年来，多数人都因为工作积极，表现良好，在全国统一调整晋升工资时，与广大职工一样，晋升了一至二级工资。

    “中右分子”周华义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也正巧，四川渠县读者周华义在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日来信，诉说了作为一个“中右分子”的苦难：

    我在一九五七年没有被划上“右派”，但是成了“中右分子”。顾名思义，所谓中右是中间派里紧跟着右派分子摇旗呐喊的人，和右派分子只有一丝之差——一根头发丝有七丝。

    我幸运的是没有戴上右派帽子。整风运动时我是预备党员、团员、小学校长，划上“中右”之后，预备党员、团员、小学校长统统取消了。从整风运动以后，我就没有过过清静日子了！

    农村其实也划“右派”

    四川读者周华义在来信中还指出：

    自从一九五七年八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农村也要开展大鸣大放，大争大辩》以来，整风运动很快变成全民运动。其实，农村也划右派，不过称呼不同，叫“坏分子”或者“四类分子”，实质上也就是右派分子，正如半斤与八两一样，半斤是八两，八两是半斤（老秤，十六两制）。

    全国二十多万个乡，二百多万个大队，两千多万个生产队，不知划了多少“坏分子”、“四类分子”。

    我家住在四川渠县宝城乡一村五组。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时，划了两个“坏分子”（实质是右派分子）。其中一个家里祖祖辈辈受穷，他十七岁还没有裤子穿。在鸣放会上，他说：“莫种双季稻，两季不如一季。”工作同志就把他抓出来，说他破坏种双季稻，就戴上坏分子的帽子。

    另一个是木工，他在鸣放会上说：“修山塘占了好田好土，修的山塘没有起到作用，白天晒太阳，晚上映月亮。”工作同志又把他抓出来，说他破坏水利建设，也戴上“坏分子”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