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8年，同他接触得越多，对他的了解越深、越广，对他也就越加敬佩，无论从那个方面讲，他都是杰出的人物，是中国人民真正的伟大领袖！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教益深厚而广怅，也使我终生难忘，他的言行、他的音容笑貌、神彩韵味，至今仍赫然在目。

    1940年初、我随周恩来、任弼时一同回到祖国，是受共产国际派遣的，任务是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和召开，然后回共产国际去汇报。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派一个外国人到延安执行此项任务实在多有不便，也不可能。

    我们回到延安以后，“七大”的召开却推迟了。于是周恩来把我安排在任弼时身边，名义上是弼时同志的秘书，实际上主要是给毛主席担任俄文翻译，同时执行共产国际交代的任务、只有毛泽东、周恩来、任粥时等少数几个人知道，在我写回忆录之前，绝未对外传扬过。

    那时，苏联的飞机差不多是每年至少到延安宋一两次。1942年末，苏联飞机又到了延安，捎来共产国际的口信，要我返回国际去汇报工作，毛主席听到这个口信，先是一愣，接着目视着我，意思是问我的态度。我当时立即说，“不回去！”主席说，“那好，你同他讲讲。”

    于是当着主席，我对苏联同志说，“请你转告季米特洛夫同志，中国局势如此紧张，任务又很繁重，这里需要人，我不能回去。”

    这样，主席知道我不愿意再离开中国，放心了！我也知道主席需要我，我也放心了。所以当第二次、第三次又催我返回国际时，我照样回绝了，当时主席还对我说：“你留在中国作用更大，如果国际一定要中共派人去，那我们可以另外派人。”

    1943年3月，共产国际解散了。当我将国际方面来电译出并读给主席听时，主席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对，我早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接着又对我笑着说：“把你也解放了。”不用说，我也有此同感。

    我回国时，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早已牢牢确立了。然而他每向前走一步，仍要再三试探，要摸准、吃透，慎之又慎，有了十分的把握后才去做。在用人方面尤其如此，他一定要有一段时间的观察、考核——了解其思想品德和能力等等，然后才决定是否启用和如何用其所长。主席常讲：看一个人，不仅要听其言，重要的还是要观其行。1943年1月至1944年7月，我到边区保安处工作，在此期间，我先后被派到绥德、关中专区去处理那里“抢救运动”造成的一些棘手问题（见我的回忆录《我所经历的延安“抢救运动”》——刊于《中华英烈》1989年第4期）。通过这些工作，我自己得到了在基层锻炼的机会，毛主席也了解了我，考验了我。

    不想提而又需要提到的一件事是：善于钻营的奸人康生，—185—最注意探测毛主席周围的“气候”，他得到了毛主席要用我，并对我有好感的信息，便设法把我从边区保安处调到他所管辖的中央社会部一室任主任，并告诉毛主席：“师哲已经调到中央社会部，住在枣园一一你的近旁，主席如有什么事要找师哲，也很方便。”他还对别人说是他把我介绍给主席的，这当然是无稽之谈，纯属吹牛！

    我刚到枣园不几天，主席就打电话找我，我奇怪主席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我到了枣园？我到他面前以后。他来龙去脉告诉了我，我才知道是康生所为。由此，对康生的工于钻营，也有了进一步的体会。

    一、主席和他的战友们

    主席很注意团结干部。抗日战争时期，他反复讲过对敌要狠，对己要和。张闻天的理论修养较高，在党内也有威信，但有些书生气，对许多原则性问题的态度，有时不够明确。王稼祥相反，对问题态度明朗，是非界线鲜明。在遵义会议上，正是他投了关键性的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