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税额，避免那些地主通过各种手段隐匿田地，规避田赋，尽可能做到公平，谁的地多，谁交税就高，地越多交税额度也越高，有力的抑制了地主对于土地兼并的热情。

    在搭建起这些制度之后，严令各地取消像之前旧明时代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加派以及规费之类的东西，又接着出重拳整治前朝胥吏，各地对于前朝的胥吏，都进行了清算，杀了一大批前朝各地身负恶名的胥吏，大块了人心，稳定了地方，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手段，取消了加派到老百姓头的各种负担。

    另外肖天健着令各地官府将财政收入交到中华银行进行代管，以中华银行代理管里地方财政户头，使得地方官员不经手钱物，自然也就没法再收什么火耗之类的东西，掐断官员捞钱的一些途径，总之大中朝推行这些制度，大幅度的减免掉了之前大明百姓身的负担，使得老百姓在种田交税之后，可以留下足够他们生存的粮食，手头今后会有所结余，老百姓要求其实就这么低，吃饱肚子能活下去，手中多少有点小零花钱，能穿遮体御寒的衣服，想要再让他们抄家伙造朝廷的反，门也没有！

    所以这几年来，老百姓眼看着日子一天好过似一天，每一次夏粮秋粮收获之后，都可以存下一些粮食供他们食用，各地的匪患也自然而然的开始消声灭迹，实在是有些冥顽不化的悍匪，继续作恶，各地官府和军方对其便施以重拳，撵的他们鸡飞狗跳无法为生，最终只能落得一个被俘之后身首异处的下场。

    而大中朝的财政收入从最初元年时候，一年下来财政收入不到五百万两白银，到了第四年的年头的时候，已经激增到了近两千万两，几乎达到了大明王朝财政收入最高的阶段，而且下一步增长的空间还非常巨大，户部甚至乐观的估计，到天元五年末的时候，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大中朝的财政收入突破三千万两白银是没有一点问题的。

    当然收入高，支出也高，肖天健下旨在全国各地兴办各种新学，开办各种矿冶，另外要求各地在农闲时候大肆修路，维修疏浚河道，兴修各种农田水利设施，对土地进行改良，等等举措都要花钱，所以各地看着财政收入流水一般的进账，但是马便又通过各种途径流水一般的花出去。

    为了监控各地财政支出的情况，肖天健考虑再三之后，下旨在监察院下设立一个总审计局，各省、各府、州县所花出去的钱，交由总审计局进行审计，省的下面的官员，通过这些事物，从财政支出里面大肆捞钱。

    如此一来，天元四年的时候，总审计局单单是通过这样的审计，便查获了数百起贪墨的罪案，对于贪墨官员，肖天健下了狠心，虽然没有采取像朱元璋那样，对他们剥皮实草，但是却下旨抄没其家产，犯罪官员该杀的杀，该发配劳改的劳改，而且即便是不判处斩立决，活刑也判的极重，许多贪墨官员和胥吏，除了被判处终身劳改，永不释放之外，还在判决之后，不论是死罪活罪，都在服刑之前，先是在他们犯案之地扒光他们的衣服游街示众，然后再发送他们返回原籍游街示众，让他们丢人丢到家门口，最后才该杀的杀，该送往劳改营的送往劳改营服刑。

    这样的刑罚对于这些官员来说，更要让他们比被判处斩立决还要感到惧怕许多，能当官的都是读人，羞耻之心是比较重的，当官对他们来说，可以光宗耀祖，但是犯下贪墨之罪的时候，扒光他们游街示众还要返回原籍再来一次，让他们彻彻底底的颜面扫地，除了他们个人蒙羞之外，整个家族都要跟他们一起蒙羞，很长时间他们家族的成员在当地都抬不起头，如同过街老鼠一般人人喊打，这无疑比杀了他们，更让他们感到惧怕。

    另外肖天健下旨，规定每一年各级各地的官员以及胥吏们，都要到各地的劳改营之中参观一次，亲身体会一天时间劳改营中犯人的工作和伙食，以此作为对官吏们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