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凶恶的日军上。”并给那素一些枪，还派两名警卫员，负责保护那素的安全，对乌审旗工作作了指示。那素回到鸟审旗根据高岗的指示和奇金山、奇国贤等联系，在河南、靖边、乌审旗一带活动，扩大宣传共产党的主张。1938年春，他根据陕甘宁边区党委的指示，率部投奔乌兰夫白海峰的骑兵独立旅(后改为新三师)任营长，和白海峰、乌兰夫、纪贞甫等开展革命活动。后来，在反动王爷奇玉山造谣挑拨下，部队对那素产生怀疑，准备处理。我党派向儒(即张秉义)给那素通信，让他提高警惕，万一不行就回解放区。1940年初，那素带领人马(近3百人)回到解放区。那素拉走部队，傅作义严励训斥了白海峰。白海峰急派他的参议杨开山到乌审旗、河南宿营地游说。那素经请示高岗、曹动之，同意他再回去，可以利用公开番号，得到国民党的给养。1941年春，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那素带领部分人马回到解放区后到延安，延安党政军领导毛泽东、朱德和高岗等热烈欢迎那素归来，并召开隆重欢迎大会，朱德、高岗在会上致欢迎词。

    那素到延安送高岗两匹马，高岗辞纳时，那素说：“两匹马算什么呢？共产党、八路军给我们蒙古人这许多好处，难道是两匹马能够报答的吗？”

    那素到延安后，被选为边区参议会参议员、边区政府委员、蒙古文化促进会副会长，民族学院副院长兼民院蒙文教授，并参加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领导工作。边区党通过那素联系、争取了大批蒙古民族中上层人士投奔团结抗日战线。那素到延安，在绥蒙出现了一股追随那素到延安的热潮，上至几十岁的中老年人，小至十几岁的娃娃，相约离家到延安寻求革命真理，为争取蒙族共同抗日，共求解放，做出卓越贡献。

    1942年秋，那素的挚友奇国贤被陈长捷诱捕杀害，那素代表边区政府和民族事务委员会，向国民党提出强烈抗议。他在奇国贤追悼会上痛斥了国民党的罪行，号召蒙古人民提高警惕，团结在共产党周围，同反动派斗争到底。

    1943年春，国民党制造了伊盟“3·26”事件，那素义愤填膺，他到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办事处，提出抗议，联络处主任郭仲云被质问的哑口无言。6月前后，国民党把防务日军的驻河防部队撤退下来，进攻陕甘宁边区。那素痛心疾首，到处奔走，发表讲话，号召边区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击，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由于极度忧愤和劳疾，一病未起。7月13日，那素在延安医院与世长辞。

    那素在住院期间，高岗多次到医院看望、安慰，并嘱咐医生精心治疗。那素流着眼泪对高岗说：“我做的工作太少了，上帝不让我再做事了，你是蒙古族的老朋友，指导蒙古民族彻底解放……”。他在病危时，叫医生给高岗打电话。高岗正在开会，随即赶到医院，那素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

    8月8日，延安党政军民机关代表及蒙回彝民族一千余人，为悼念“蒙古族革命领袖”(解放日报语)那素举行追悼会。

    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中央西北局和朱德、高岗、林伯渠等均到会致以沉痛的悼辞。高岗在追悼会上发表了演说。号召蒙古同胞依照那素生前的道路前进！“共产党和边区人民愿意和蒙古人民团结抗战到底！争取蒙汉各民族的解放！用解放蒙古民族、解放中华各民族来纪念那素先生！”为了纪念那素先生，边区政府根据高岗的意见，设立那素纪念堂，把那素委员创办的农场改为“那素农场”，并编印了《那素纪念册》。

    奇金山曾和奇国贤、那素等蒙族干部一起活动，开展蒙古上层人物的争取、统战工作，长期在蒙古军队中干事，和中共党保持联系。奇金山1945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高岗得悉即致电赵通儒核实，并要在《解放日报》发表悼念文章，开展悼念活动，印发纪念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