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党中央、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的时候，张国焘却一意孤行，顽固坚持南下，他提出“大举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命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掉头南下，向川康地区退却。

    右路军中的红四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学员从包座地区回头再次穿越草地，左路军各部，从阿坝地区南下，也重新穿过草地。广大红军指战员这次南下重过草地时，与第一次过草地时的情况大不相同，自然条件更加恶劣。川西北的草地上，已是深秋季节，黄草漫漫，寒气凛冽，霜雪砭肌，到处弥漫着深秋的肃杀气氛。原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在阿坝所作的一首诗中记叙了这种变化：

    更使人难以忍受的是，上次过草地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还很清楚，不少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无法掩埋的红军的尸体，再加上指战员们心里都有一个问号：为什么不跟党中央北上呢？整个部队陷入一片迷惘抑郁的气氛之中。衣单粮缺自然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上次可食用的草和野菜，已被摘采过了，现在寻觅起来更加困难。在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更多的红军战士默默无言地倒下，他们宝贵的生命，变成了张国焘分裂活动的牺牲品。

    9月下旬红军南下部队先后会合于松冈地区。张国焘急于实现篡党夺权的黄粱美梦，10月5日，在卓木碉（脚木足）的一座喇嘛寺里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国焘、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罗炳辉、余天云、周纯全等军以上干部，大约40多人。就在这个会上，张国焘公然宣布另立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

    卓木碉寨子位于四川马尔康县以西40公里处。整个寨子在接近山顶的高崖上，散散落落住着不过几十户人家。这个村寨标志性的建筑就是一座六棱形的碉堡。它与常见的碉堡颇不相同，下粗上细，高约五六十米，颇像一个高高的烟囱。离碉堡不远，就是一座相当大的喇嘛寺。开会那天喇嘛寺外插满了红旗，布满了岗哨，有一种与平常不同的紧张气氛。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神情自定，不苟言笑。他讲话一向慢条斯理的，这次讲话语速更慢了，仿佛他自己充分意识到今天是发表历史性的演说。他的话是从中央苏区反“围剿”开始的。他说，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不单纯是军事路线问题。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共中央固执己见，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红四方面军。南下是终止退却的战略反攻，是进攻路线，而中共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中央北上的方针是“右倾逃跑主义路线”，最后发展到“私自率红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他攻击中共中央领导人是一些“吹牛皮的大家”，“‘左’倾空谈主义者”。他说他们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才来革命，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逃跑”等等。他宣布中共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资格”，提倡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

    另立中央的事情，来得那么突然，人们不禁面面相觑，傻了眼。张国焘自感发言有点出格，但他自命不凡，本以为经过多日的苦思酝酿出的动人的演说应该会有人支持，没想到现在竟然没人响应，他多少觉得有些难堪。他掏出一盒烟来，磕出一支叼在嘴上，却忘了点烟，把一根根火柴划着了，又扔到地上。这样连续划了四根火柴，他才猛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把烟点着。

    这次会上，张国焘非法成立“第二中央”组织，成立了所谓“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委员会”和“团中央”等一整套机构；张国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