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藏区时，红军各部第一次遇见了对他们怀有敌意的当地居民。红军在此地区遇到了麻烦，遭受了意想不到的损失。红军拿了钱，可是买不到食物；手中有枪械，可是“敌人”却看不到。这些藏民，由于不了解情况，向后撤退，躲进了山林。他们把房子里的东西都带走了，把一切可以吃的东西都运走了，把牛和鸡等家畜、家禽都赶到山林里去，简直把整个的区域都撤清了。没有了给养，红军食盐断绝，粮秣恐慌相继而来，每日两餐青菜、荞麦、洋芋都无法保证，许多部队常常每天只吃一顿，有些部队则每顿吃半饱。无可奈何，只好实行节省，将两天粮食分作三天来吃。

    在路的两旁半里路开外，就是非常不安全的。许多红军战士，冒险去放一只羊吃草，就再没回来。这些山民埋伏在深山密林里，向前进的“侵入者”袭击。他们爬上了高山，等红军排队走过那深而狭窄的石路的时候，——那里有时只能一个或两个人并肩走过——藏民们就从山上

    滚下大块的圆石头，攻打红军的士兵和牲口。到晚上，这些当地人又利用地形熟悉的优势，放火烧房，打冷枪，搅得红军一夜不得安宁。

    由于从清朝到民国，统治者实行歧视藏族的政策，使得藏汉两族间的关系十分恶劣。那时统治西康的军阀刘文辉，残酷地搜刮藏人，霸占金矿、药山等（该地区产麝香、虫草、大黄等名药），藏民稍有反抗，即遭武装挞伐，甚至大批屠杀，这就造成了藏民对汉人极端仇视心理。红军初到藏区，无从解释红军的民族政策，所以发生了上述的事情。

    为了做通藏族同胞的思想工作，让红军借道北上，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红一、四方面军都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贴出保护藏民的布告。不任意占用民房，不随意动用藏民的东西，缺粮时宁可上山采摘野菜充饥。田里的青稞麦成熟了，红军也不随意收割；到了断炊绝粮时，红军则先割土司头人的麦子；万不得已割了普通藏民的麦子，红军便在田里插上木牌，上面写明收麦数量、割麦原因，藏民可持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取麦钱。红军吃了藏民的粮食，用了藏民的柴草，都会如数付款，或写个欠条，留在那里。红军还把驻地打扫得干干净净，有些部队支起被单在树下宿营。

    对当地藏民田里麦子的收割问题，红军总政治部作出下列规定：

    （一）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

    （二）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番人的麦子。

    （三）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为什么收割麦子的原因等（照总政所发条子）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粮钱。

    （四）只割巳成熟的麦子及其他粮食，严格禁止去收割未成熟的麦子及洋芋等。

    （五）收割麦子时应连根拔起或用镰刀去割，应将全丘麦田收割干净，严禁零星拔麦头，践踏田中麦子。……

    偶有藏民回来，了解到具体情况后，深受感动。于是他们互相转告，畏惧情绪逐渐消失，一些外躲的藏民也陆续回来了。后来，他们成群结队地捧着糌粑前来慰问红军，还帮战士们补鞋子。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良好影响迅速扩大了。这时，红军一面帮助群众收割成熟的青稞，一面号召藏民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军阀和贪官污吏的压迫和剥削，红军还帮助他们组织了藏民革命政府。

    藏族人民亲眼所见，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真正为劳动人民谋求解放的，他们渐渐从心眼里拥护党和红军。8月中、下旬，红一、四方面军划分为左右两路开始进入草地，向北前进。在进入草地前需筹集粮食做好过草地的准备。于是，藏民们纷纷自动协助红军做筹粮、运粮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