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警卫工作。最后决定由铁瑛负责此事。会议结束后，为了方便，铁瑛搬到刘庄“六号楼”住下。这样，住在“一号楼”的毛泽东，便可随时在住地“召见”铁瑛，听取汇报。

    生性耿直、从不讲假话的铁瑛，曾在1972年赴京参加中央揭批林彪一伙罪行的会议上，被周恩来称为“痛快”之人。同样，在毛泽东面前，他依然秉性不改，一次次向毛泽东如实汇报“批林批孔”以来出现的种种问题，并直率地表明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他对主席说：运动开始后，全省已有许多工厂停工，本来已经好转的生产形势，一下子乱开了。如杭州钢铁厂，1973年时厂里生产情况还不错，已炼出特等钢，但“批林批孔”一来，造反派又折腾起来了，甚至还说，多生产几吨钢算什么？苏联钢多，还不是修正主义？此外，农村目前也受武斗影响，浙江本来是江南鱼米之乡，现在却不得不从北方几个省临时调运玉米面、地瓜干当口粮。

    铁瑛告诉主席：“现在浙江各种帮派叫喊着砸开党的大门改造党委领导，趁机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他们把坐天下作为解决的最高问题，迫不及待地给省市提出名单，强迫按名单安排，我们现在一直顶着，一旦放开，全省的局面就彻底垮了。”

    在一次毛主席听取浙江省委主要领导汇报时，谭启龙说：“我已经在省委会上宣布，省委干部任何人都不能参加派别活动，谁参加了就处分谁，被造反派抢去的地盘也要抢回来。”

    浙江省这种混乱局面，显然超过了毛主席的想象，在多次听取汇报之后，毛泽东说：“浙江不能再乱下去了，你们的做法是正确的，我支持你们。”他对身边的机要秘书说：“联系一下，派部队把造反派占领的饭店拿回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军委批准调动浙江部队一个团，将“占领”杭州饭店的造反派赶了出去。这一举动，给造反派当头一棒，也向全省乃至全国发出了一个信号，浙江由此开始逐渐稳定起来。

    毛主席在杭州休养治病，但他仍然关注着国内外大事。在杭州期间，针对国内国外的形势，毛主席先后审定了几份对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做出口头指示。2月10日，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通知》及其附件《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按照这个计划指标，197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预计数增长11％左右。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中央的《通知》中，首次向全党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

    2月27日，吃完午饭，毛主席对随身秘书说：“你打个电话催一下，释放老干部的工作能不能快点。”由于身体和眼睛的原因，有什么指示他都是通过随行人员来传达。毛主席提出这件事情不是突发奇想，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早在1975年年初，谈到国民党战犯时，毛主席对负责组织工作的纪登奎说：“先释放国民党战犯，先解决外部，后解决党内积案。”“把战犯释放后，党内外呼声强烈，战犯都放了，那些老干部革命一辈子，应该释放。对在押的战犯一个不杀，全部释放，都放了散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在具体政策待遇方面，他特别交待：“放战犯时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

    主席在听取专案组汇报时对专案人员说：“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束，好像你们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

    秘书要通了电话。当时这项工作是纪登奎、华国锋、吴德三人负责，纪登奎牵头。秘书将主席的指示传达给纪登奎，当时审查的有300多人，每人一大堆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