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在侵华期间，大肆推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并且大批屠杀我国无辜群众、强奸妇女、烧毁村庄、掠夺财物等等罪行。这些揭发，在战犯中又是一次震动，一些将校级战犯背后对“杀身成仁”，还是认罪服罪，动摇不定。管理所的同志抓住这一时机，因势利导，选择认罪较早、态度较好、职位较高的古海忠之，促使他在战犯大会上公开坦白认罪。

    古海忠之是“满洲国”的最高代表之一，是伪满国务院总务次长，是溥仪的操纵者，在战犯中是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大会之前，许多战犯议论：“古海忠之能向中国认罪吗？他是日本天皇的代表，是侵华战争决策人之一，他能背叛天皇吗？也许他会‘杀身成仁’为部下做出榜样。”猜测纷纭。根据一些战犯的揭发，古海忠之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曾颁布了“治安矫正法”，设立了“矫正辅导院”，从此监狱林立、警察横行，残杀我爱国志士和无辜群众以千万计，甚至集体屠杀、刀劈示众。古海忠之在战犯大会上交代了以上的罪行，并说：“我犯了极为严重的滔天大罪，我向中国人民真诚地谢罪，过去我认为使中国人民遭受种种灾难、悲惨和不幸，是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为了自己光宗耀祖。现在我认识到，我简直是一个失去人性的恶魔，是一个不可饶恕的战犯。许多日伪官吏，执行我制定的法令，犯了各种罪行，我应负重大责任，我推卸不掉夺去1200万中国人民的宝贵生命、掠夺中国500亿美元财富的重大责任，请求中国政府给我以正义的制裁，追究我的全部责任，处我死刑，以教育日本后一代，不再走我的路。”古海忠之的交代，不仅打动了中下级战犯，也开始动摇了一些上层战犯。但是，使将校级战犯真正坦白交代还需要进行斗争。有些战犯害怕坦白了会加重处罚，甚至会为中国当局提供杀头的司法依据。我们研究，他们所以不作交代，还是因为他们有个精神支柱，就是“天皇至上”和“大和魂”、“武士道精神”。必须摧毁他们的精神支柱。

    发动思想改造，开展政治攻势。以政治教育为中心，从击破他们的反动世界观入手，组织他们学习《社会发展史》、《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美帝国主义在日本的罪行》、《日本人民的前途》、《国际法》等。凡是学习好的，予以表扬；个别拒绝学习的，单独关押，加以隔离。为了把学习深入下去，消除他们坦白交代后会加重处罚的疑虑，进一步宣传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并提出三个问题，要他们讨论：

    （一）是谁把你们推上战争犯罪道路的？

    （二）应当如何看待发动战争的天皇？你们是怎样充当了天皇枷锁下的牺牲品的？

    （三）怎样才能结束监禁生活，走一条新生之路？

    四、他们跪地忏悔，要求处以极刑

    经过学习讨论，许多战犯思想斗争更加尖锐，在思想教育和政策感召下，很快掀起了坦白认罪和检举揭发的高潮。日军一名大尉中队长，罪行严重，交代比较彻底。他坦白交代说：“过去我崇拜天皇，当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他们把我驱赶到侵略中国的战场，我却认为是优等民族指导劣等民族的正义之举，甚至把杀人放火当做忠君爱国的英雄作为。1943年底，袭击湖北省向阳寺村时，使全村化为火海，成千人被杀绝，我那以卖鱼为生的父亲，当过纺织工人的母亲，希望我犯下这样的罪恶吗？不是！是我的上官！是日本军国主义！我要控诉！”通过这次学习和揭发控诉，不少的战犯有所醒悟，认为美帝国主义进驻日本，同样在践踏日本人民，所谓侵略中国是“民族生存论”，完全是欺骗日本人民。但是少数将校级战犯，仍然不肯低头认罪。有的说：“杀人放火都是下级军官干的。”这就激怒了尉级战犯，他们纷纷起来揭发。如日军少将旅团长长岛勤的部下，起来指着长岛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