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不谨慎，不能不注意保密。开始，他们只在党内、游击队内和农民自卫军内进行动员，做好战前的各项准备。时机快要成熟的时候，便普遍在各村庄组织了班、队。

    老百姓起来了，那力量是巨大而可怕的。不几天，从18岁到45岁的男子，都自愿报名要参加“扑城”暴动，连妇女和孩子们也不甘示弱。用回忆者的话说，“上至拄棍的，下至懂事儿的，都忍不住要动手去宰那些王八蛋了”。

    为了封锁消息，他们切断了前往县城的所有通路。这时候，如果你是一个陌生人，你有什么事去了乡里，那么好吧，你就走着瞧——“站住！”走着走着，便有一支梭镖从路旁的大树后伸出来，拦住了你的去路。有自己人开的路条吗？没有，那么请你向后转，回去！

    这是不能有半点客气的。村里，正热火朝天地干着呢：熬硝的，在制造土炸弹；掏树心的，在制造松树炮；铁匠们赤膊抡锤，加紧打造梭镖大刀。总之，这些都不能让外人知道。

    当时，游击队拢共只有三百多支枪。“扑城”的农民怎么办？没法子，只好使用土炮、梭镖、斧头、大刀、钩镰、扁担、木棒。干粮嘛，也得准备够吃三天的。人多极了，怎么统一指挥呢？他们想了一个办法：用稻草编作 一条一丈多长的“秆龙”，将它高挑在竹杆上作为一面“稻草旗”，用来指挥暴动队伍的行动。

    攻城的口令：前进叫“犁庭”；撤退叫“扫穴”。相互识别的标记也很有意思：一般群众的腰间系一根草绳，班长以上的骨干分子腰间系一根秆棕绳。至今，还有许多人记得那句顺口溜：“革命分子棕包秆，农民分子系草绳。”

    这样的准备够了？不够。庞大的农民队伍一旦行动起来，那可真像山洪爆发一般，没有一个完整的组织体系是不成的。于是，暴动委员会又做了统一的调整：以区成立大队，以乡成立中队，以村或屋场地段成立班；每班十余人，几个班编为一个中队，几个中队台为一个大队。班长、队长，都是由作战勇敢意志坚定的人来担当。

    总指挥是谁？余本健。

    政治委员呢？罗纳川。

    总指挥部麾下还设有敢死大队，破坏大队，侦察大队，运输大队。四个大队的负责人，个顶个的都是响当当硬汉子。好家伙！敢死大队长邱训民；侦察大队长赖汝樵；运输大队长袁兆祥；破坏大队长是谁？没有记载，也许是一个不便告人的神秘人物吧。

    至此，暴动的准备行了吧？

    还不大行。总指挥部又下设了四路指挥：东路指挥钟次农、方浩然；南路指挥袁金如、陈再励；西路指挥钟仁陔；北路指挥喻庚、赖汝樵。

    当时，共产党在平江各地已经有了自己的组织。这年早春，上东、下东、南乡、北乡、西乡，都分别成立了特委。五个特委书记是：吴钦民、罗纳川、邱平川、刘宗义、胡筠。

    特委的工作真是了不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被动员起来了。

    当时，东乡献钟镇的一个印刷所的小学徒，也学着父兄们的样子参加了义勇军，这个小家伙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他的名字叫方强。方强将军的回忆颇为动人——

    他说，当时平江的东、南、北三乡和西乡的一部分，都已经成为赤色区域了。在通往县城的各条道路上都设下了哨卡。哨兵们拿着梭镖、马刀、锄头什么的，发现有人过来就要盘查一番。可疑的，扣押；不可疑的，可以过来，但不准再入城去。如果是逃跑的土豪劣绅呢，那就对不起了，拉到山坡上或是树林里，干掉他！

    他说，预定“扑城”的日期是旧历二月二十五日。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到来之前，人们都忙得很呢。游击队那三百多支枪怎么够用呢？远远不够。为了加强火力，他这个小学徒也跑跑颠颠地收硝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