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维每次看见那个“打胎”的牌子，总是有点好笑，今天也一样，他忍着笑，把自行车推到那店子跟前，叫一声：“谭师傅，又要打胎了!”

    店里一个五、六十岁的干瘦老头正在昏暗的灯光下修车，听到谭维的叫声，头也不抬地问：“又搞出事来了？”

    “是啊，安全措施做得不好，这不，套子又破了——”话没说完，谭维看见从狭小的店铺那个狭小的内门里走出一个女人，他马上收起玩笑，很礼貌地问，“谭婶在呀？”

    被称为“谭婶”的女人笑一笑，问：“还没舍得换辆摩托？”

    “换啥摩托？摩托有咱这永久好使吗？”

    “就怕你小庄不这么想。”

    “小庄说我这永久比摩托舒服多了，还安全——”

    谭师傅看了妻子一眼，谭婶不再提摩托的事，寒喧两句，回里屋去了。

    谭师傅把手里正修着的那辆车推到屋外去了，谭维把自己的自行车提到屋子里来，统共就那么一点地方，谭维知趣地走到门外，在一个旧得看不出原先油漆颜色的小板凳上坐下，等修车。

    外面，暮色四合。这是一条没有街灯的小路，很窄，路边有些很老的民房，还有几个什么单位，但沿着单位的院墙，搭了一排违章建筑，住的都是“盲流”之类，使这条称不上街道的街道有点苍凉，有点黑暗。

    谭维一般是不走这条路的，因为这里下雨一街泥，天晴一地灰，没事谁跑这里来遭罪？除非是要修车，不然的话，他一般走A大附中门前的那条路。

    他认识修车的谭师傅已经好些年了，都忘了第一次是怎么撞到这里来的了，只记得那次选这个地方修车，是因为外面那个牌子上的“打胎”二字，应该是魏碑体，他小时候被父亲逼着练过这种体，能看出来。“打胎”两个字写得非常有功力，跟别处那种歪歪扭扭的“狗脚迹”完全不同。出于好奇，他选了这家修车铺，聊天的时候才知道这修车师傅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才生，反右的时候因为嘴尖牙利得罪了领导群众，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赶回原籍，种田劳动。

    政策稍微松动之后，谭师傅离开农村，来到B市，当年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就成了一个“盲流”，做了修车师傅。后来虽然取了右派帽子，但也没能回原单位，因为谭师傅这么多年没摸本行，早就被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抛到八百里外去了，就算回了原单位，恐怕也只能看门了，那还不如就做个修车师傅，好歹也算是自己做老板。

    不知道为什么，谭维总觉得自己跟谭师傅之间有一种宿命的联系，都姓谭，都是十二月出生，老家是同一个城市,两人学的是同一个专业。所以他总有一种感觉，好像从谭师傅身上看到了自己老年的光景一样。他明知中国再也不可能搞反右了，即便搞也搞不到他头上，但他总有这么一种感觉，不知道该叫“宿命”还是叫“认同”。

    有时说到谭师傅的命运，谭维总免不了抨击这个，针砭那个，给谭师傅搞点民间平反昭雪：“怎么能这样？一个人的命运就这么彻底改变了，这可是用多少金钱都挽回不了的损失啊!何况他们还没陪你钱——”

    谭师傅好像已经“一笑泯恩仇”了，或者已经超脱金钱了，只呵呵一笑，说：“可能他们知道金钱赔偿不了，也就不劳那个神了。”

    有时谭师傅也会暂时停下手中的活，半仰着头，仿佛在跟什么超自然的BEING交流一样，说：“人哪，就像蚂蚁，忙忙碌碌地谋生存，作古正经地窝里斗，但从来没想到头上就有一只大铁拳，不定什么时候就伸出一只手指，按住你，轻轻地一捻——”于是谭师傅那根沾满机油的手指在空中象征性地一捻，“你就报销了——”

    这个蚂蚁和铁拳的比喻，谭维从他爷爷那里也听到过，但那时没有现在这样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