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然而，结果却是，所有的法庭都驳回了这家公司和诺贝尔向英国提出的索赔要求。此外，原告诺贝尔的炸药公司，被勒令支付二万八千英磅的诉讼费。拒绝诺贝尔要求对线状无烟炸药拥有的发明优先权的理由是，在他发明专利权登记上，不幸地写了一些细节：他曾将配方写为“以可溶著称的那种”硝化棉成份，这种颇为含糊的表达方式，被双方的证人和愤怒相争的专家们，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解释。于是，法院判决说，这种表达意味着在申请发明专利权的时候，并不包括那些被认为是“不可溶解的”硝化棉在内。当时是我么困难地解决这个问题，曾有这么一件事例：在审讯期间，原告清清楚楚地表明，甚至是那些迄今被认为是“不可溶解的”硝化棉，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溶解的”。

    在这件案子的审理期间，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在这个领域开创性工作的革命重要性，被各界人士普遍了解。此后很长时间，许多有影响的人士及炸药专家中的科学自由撰稿人，曾对国防部和政府提出了尖税的批评，而那些政治家和军事当局，则袒护艾贝尔和迪尤尔。

    在最后的一次审讯中，诺贝尔得到了精神上的补偿：当时法官之一的凯伊高等民事法官，在说了他是纯粹依照正式的法律根据，被迫同意他的两位同事关于驳回原告案件的决定后，接着宣布：

    相当明显的是，一个被允许爬到巨人背上的侏儒，能够比这位巨人本身看得更远些……在这桩案件中，我不能不对原来的发明专利权持有者表示同情。诺贝尔先生搞出了一项伟大的发明，这项发明在理论上是卓绝的，是一项真正伟大的发明。之后，两位聪明的化学家，得到了这项专利品的详细说明，仔细地阅读了这些说明，然后，在他们自己精通化学的帮助下，发现了他们实际上可以使用同样的物质，不过其中之一却改用了有所不同的东西，并且产生了彼此相同的效果。如果可能的话，人们急于发现的是，是想从诺贝尔先生那里拿走一项极其重要的发明专利权的价值，那是办不到的事情。”

    一则关于这项诉讼的报道说，在这个时候，那位帝国顾问大声喊道：“在我们的构适方面，我们没有从他那里夺走任何东西。我不希望被误解。我根本没有在这方面赶上诺贝尔先生的愿望。”对于他这种喊叫，高等民事法官当即回答说：“如果你试图那样干的话，我认为你也干不出来；因为在我看来，你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对诺贝尔先生最大可能的恭维。”

    诺贝尔的助手拉格纳·索尔曼，在谈到他对这件事的看法时说道：

    “对诺贝尔的对手们处事方法的尖锐批评，是难以想象的；但是，都还没有接触到最大的痛处——诺贝尔同艾贝尔和迪尤尔先生之间过去在炸药问题上的亲密合作。对于诺贝尔感到受了侮辱及他的信任遭到背叛的心情，人们是能够理解的。这种心情当然要影响他那已经变坏的健康，并不是金钱上的损失使得他大为愤懑，而是他认为不正当地取消了他作为发明家的成就，对于这一点他始终是敏感的。”

    在帝国化学公司诺贝尔部一九五五年出版的《研究历史》中，迈尔斯对于这场诉讼的主要方面，曾提出了一项重要的和有启发性的看法：

    “现在，我们掌握了我们的先辈在一八九二年没有发现的秘决。他们没有关于纤维素分子大小不同的概念，也不懂得这样一个事实：总有一些体积差别很大的分子出现，而不是象当时很多人相信的那样，只有少数几个特别的品种。他们不晓得溶解性是由于两个完全独立的不同因素，即分子体积和氮含量影响的结果。诺贝尔和他的化学家们认识到第二种影响，这在他们那个时代是先进的发现；但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去怀疑第一种因素的影响。”

    为了发泄他的感情，诺贝尔象平时常作的那样，拿起笔来私下写了他对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