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去。

    在秋明、叶卡捷琳堡和托木斯克等地的监狱里，在流放旅站上，聂赫留朵夫看到这个由社会本身提出的目标正在顺利地达到。本来具有俄国社会道德、农民道德、基督教道德的普通人，如今都放弃那些道德，而接受了监狱里所流行的道德，主要认为一切对人的凌辱、暴行和残杀，只要有利可图，都是可以容许的。凡是在监狱里待过的人，通过切身体会都深深懂得，教会和道德大师所宣扬的尊重人和怜悯人的道德，在实际生活中都已被废弃，因此无需遵循。聂赫留朵夫在他所认识的犯人身上都看到了这一点，不论是费多罗夫，玛卡尔，还是塔拉斯。塔拉斯在流放途中同犯人们一起待了两个月，他那道德沦丧的观点使聂赫留朵夫大为吃惊。聂赫留朵夫一路上听人说，有些流浪汉往原始森林逃跑，还怂恿同伴跟他们一起跑，然后把他们杀死，吃他们的肉。他亲眼看见一个人被控犯了这种罪，而且自己直认不讳。最骇人听闻的是，这类吃人事件并非绝无仅有，而是一再发生。

    只有经监狱和流放地特殊培养而产生的恶习，才能使一个俄罗斯人堕落成为无法无天的流浪汉，他们的思想甚至超过尼采的最新学说，对什么事都没有顾虑，真是百无禁忌，并且把这种理论传布给犯人，然后再扩散到全体人民中去。

    目前这一切行为，照书本里的解释，完全是为了制止罪行，实施警戒，改造罪犯，依法惩办。但在实际生活中，根本不存在上述这四种作用。这样做不仅不能制止罪行，反而传布罪行。这样做不仅不能实施警戒，反而鼓励犯罪，许多人就象流浪汉那样自愿投狱。这样做不仅不能改造罪犯，反而把各种恶习系统地传染给别人。政府的处分不仅不能减少报复，反而在人民中间培养这种情绪。

    “那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聂赫留朵夫问自己，但是找不到答案。

    最使他感到惊奇的是，这一切并非意外，也不是由于误会，不是偶尔一遭，而是几百年来司空见惯的现象，差别只在于以前是对犯人削鼻子割耳朵，后来在犯人身上打烙印，拴在铁杆子上，现在则用脚镣手铐，运送犯人不用大车而用轮船火车。

    政府官员对聂赫留朵夫说，那些使他气愤的事都是由于监禁和流放地设备不完善造成的，一旦新式监狱建成，情况就会得到纠正。这种解释不能使他满意，因为使他气愤的并非监禁地完善不完善的问题。他读过塔尔德著作，那里谈到改良监狱装有电铃，使用电刑，而那种经过改良的暴行却使他更加气愤。

    使聂赫留朵夫气愤的，主要是法院和政府机关里坐着一批官僚，他们领取从人民头上搜刮来的高薪，查阅由同一类官僚出于同一类动机所写成的法典，把凡是违反他们所制定的法律的行为纳入各种法律条文，然后根据这些条文把人送到他们看不见的地方，而那些人在残酷粗暴的典狱长、看守和法警的肆意虐待下，成千上万地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死亡。

    聂赫留朵夫进一步了解了监狱和旅站的情况后，看出犯人中间蔓延的恶习：酗酒、赌博、暴行和其他骇人听闻的罪行，包括人吃人在内，都不是偶然现象，也不象那些头脑僵化的学者为了袒护政府而硬说他们是退化、犯罪型或者畸形发展，而是人可以惩罚人这种谬论造成的必然后果。聂赫留朵夫看出，人吃人这种事不是起源于原始森林，而是起源于政府各部、各委和各局，只不过最后在原始森林里结束罢了。他看出，象他姐夫那样的人，以及所有的法官和其他文官，从民事执行吏到部长，他们根本不关心平时挂在嘴上的正义和人民福利，他们人人追求的无非是卢布，那种由于他们出力造成腐化和苦难因而赏给他们的卢布。这是显而易见的。

    “难道这一切都是由于误会吗？怎样才能使那些官僚不再干他们现在所干的事？情愿照样发给他们薪金，甚至外加奖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