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往往无可避免，因为多数古代文明的发达都与专制君主的支持有关，不管是挤寸内的政治需要还提岁寸外的征战需要和自卫需要，都会导致文化的保守形态。两河的巴比伦文明和埃及的法老文明延续很长时间却不大有变化，便是例证。

    一种在辉煌时期都缺少变化的文明，怎么能在以后正常发展呢？当主体文明不再具有创造力。那么，只要特殊的保护因素一旦失去，就必然会让位于低层文明、原始文明，就像印度在戒日王之后便出现了佛教渐渐让位于印度教的势头。

    相反的例子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虽然不以希腊为中心，却雄辩证明了像希腊文明这样的古代文明，一旦摆脱保守的阴影，赋予新的创造活力，将会产生何等壮关的结果，可惜这样的复兴没有在其他几个文明中出现。这中间，许多文明的捍卫者往往成为这种文明的葬送者。埃及的那些祭司，印度的那些僧侣，甚至包括前面所说的原教旨主义者，都是这样的角色。

    一种既往文明不管曾经多么伟大，进人不同的时间过程和接受群体之后，必须寻找自己新的生命支点。在这一点上，几大文明似乎都缺少弹性。两河文明只针对当时实用，弹性很小自可想象；埃及文明如果不说沦丧也只能说是处于一种封存状态；印度文明则在早已失去创造力的情况下被隔代耗用，连封存原样的可能也没有了。中华文明的基本面也是相当保守的，这使它一再地产生危机。但是，它又隐藏着一种内在弹性，使保守不至于抵达脆折的程度。

    这种内在弹性就是“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和“中庸之道，’的平衡原则。这种精神和原则，既避免了排他又避免了极端，使中华文明一再从危机中脱身而出。在中国文化领域，从古到今都产生了大量态度极端的保守主义者，但事实证明，这些人总是迟早因极端态度而被人们遗弃，结果连同他们的保守主义也很难长久成气候，这一点与不少人另寸中华文明的解释很不一样。中华文明常常既使创新者头疼，也使保守者头疼，这种有趣状态中也埋藏着它历久不衰的另一个原因。

    一九丸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尼泊尔博克拉．夜宿Fi由Tail切d风e旅士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