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不幸事件发生一年之后，在巴黎驿站街区的布洛瓦街，有一座配备家具的客栈的一套客房中，有一位服丧的年轻姑娘，坐在靠炉子的一张桌子旁边。桌子上放着一只酒杯和剩下半瓶的普通葡萄酒。一个上了年纪而背微驼的男人，在屋里大步走来走去，他着装跟工人差不多，看相貌，人很开朗爽直。他不时走到少女面前站住，带着慈爱的表情注视她。于是，少女伸出手臂，拿起酒瓶，斟满了酒杯，那殷勤的动作却搀杂几分不自觉的反感。老人喝一小口酒，重又踱步、边走边比比划划，那样子挺怪，颇为可笑，而少女则神态忧伤，微笑着注视他的一举一动。

    有人若是在场，很难猜测这两个是什么人，只见一个纹丝不动，冷冰冰的好似大理石雕像，但是浑身又充满优美和高雅，她的面孔和细小的动作所透出的，超出一般人所说的美；而另一个外表非常粗俗，衣冠不整，在屋里还戴着帽子，喝着小酒店供应的普通葡萄酒，钉了铁掌的皮鞋踏得地板咯咯响。这两个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然而，他们又被相当热诚而深情的友谊连在一起。二人正是卡蜜儿和外叔公吉罗。忠厚的老人闻讯赶到夏尔多奈，帮着先把德-阿尔西夫人的遗体送至教堂，然后送到最终的安息之所。可怜的姑娘失去母亲，父亲又旅行在外，她在世上就孤零零一个人了。骑士既已离开家，一路又要游玩，又要办事，在荷兰跑了好几座城市，很晚才得到妻子的死讯，也就是说，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卡蜜儿成了孤儿。诚然，家里有一个保姆兼教师，负责照看小姑娘；可是，母亲生前绝不肯同人分担对孩子的照料，因此，保姆形同虚设，不大了解卡蜜儿，遇到这种情况也根本帮不上手。

    小姑娘死了母亲，悲痛欲绝，真让人担心她也活不久了。德-阿尔西夫人的尸体从河里捞上来，在运回家的路上，卡蜜儿走在旁边，哭号之声撕肝裂胆，当地人听了都有点害怕。这姑娘，平日见她总是不声不响，又温和又沉静，现在她面对死者，猛然从沉默里冲出来，的确给人以莫名的恐惧。从她嘴里喊出来的断断续续的声音，惟独她本人听不见，好似野人的腔调，既不是人语，也不是号陶，而像是由痛苦创造出来的一种语言。这种可怕的呼号，一天一夜充斥整个别墅。卡蜜儿到处狂跑，又是揪自己的头发，又是捶打墙壁。别人怎么也劝阻不了，甚至动硬的也无济于事。直到生理上筋疲力尽，她才倒在停放她母亲遗体的床脚下。

    可是不久，她似乎就恢复了往常的平静，可以说什么都忘记了。有一段时间，她表面很憔悴，心不在焉，终目信步走着，也不拒绝别人对她的照顾；大家以为她镇定下来了，请来的医生也同大家一样判断错了：不料她很快发起高烧，神经过敏，症状极为严重。她病倒了，必须时刻守护；她仿佛完全丧失了神智。

    正在这节骨眼上，外叔公吉罗不顾一切，决心前来救护侄孙女。

    “既然她现在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他对家中的仆人说，“那么我作为她亲外叔公，就要负责照看她，防止她出什么意外。我一直喜欢这孩子，还多次向她父亲要她，好逗我欢笑。我不忍心看着她身边没有亲人，这就是我的女儿了，眼下我先带走。等她父亲回来，我再把孩子还给他。”

    吉罗叔叔有点信不过大夫，有一定道理：他本人从未生过病，也就不大相信会有疾病。尤其神经性热症，在他看来是一种幻觉，完全是思想错乱，散散心就能治愈。因此，他决心带卡蜜儿去巴黎。

    “你们瞧这孩子，”他还说道，“她很悲伤总是哭，哭得也有道理：一个人的母亲不会死第二次的。不过，母亲走了，女儿不一定也跟着走，应当尽量让她想别的事儿。据说巴黎是最好的地方；我没到过巴黎，她也一样；因此，我要带她去一趟，这样旅行对我们俩都有好处。再说了，哪怕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