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够说，太平洋方面的战争不能使他们保持充分的兵力在“占领的中国”。可惜的是：那些必须每日维持日伪军的需要的人民知道得非常清楚，大量的部队并不曾减少。他们知道在铁路和公路两边的大城市外以及在他们自己的村镇里进行的战斗。他们亲眼看见伪军来来去去，把受伤的带了回来。

    这些情形逼使日军抱憾他们在后方的军事失败，而对于共产党的力量有了非常大的信任。

    怀疑的人也许会想到，日本人的夸张共产党底力量和重要性原是一种政策，因为在许多年来这些红色的妖怪，一直是非常有利于他们破坏中国团结的一种手段的。但是在现状况下，这似乎是不合逻辑的说法了。一种使共产党变得更为有力的政策就将对日本渴望影响的每一个集团——一、国民党；二、傀儡政府；三、在占领区的中国百姓——发生相反的效果。

    第一，关于国民党：重庆对于共产党的真正力量底认识虽然缓慢而又不全，但是促使重庆和延安重开谈商的却正是这种认识。如果日本当局使重庆对延安的真正力量有了一个更完善的印像，那么他们只会逼得使国民政府更进一步地趋向民族团结，只会加强国民党内的议和份子反对勇猛的反共份子而已。

    第二，关于傀儡政权：到现在，傀儡们已经开始认清了日本的必败性以及在他们大门外的共产党的真正力量。投向共产党以及秘密和共产党合作的伪军数目愈来愈大了。有很多较小的政治傀儡最近且共产党向乞助，要求共产党证明他们善良的政治形为以保证他们战后的安全。如果日本当局夸张了共产党的力量，那么他们不到必要的时候就要怕起来了。

    最后，关于老百姓：进犯的日本当局有每一个理由避免使用宣传战术的，如果这战术只能使日军占领区的老百姓增加对于爱国的共产党战斗员底同情，以及增加对于通过八路军和新四军而获得最后解放的希望。

    这一切不得不使敌人对于和共产党作战的宣传尽可能合乎真相；承认共产党日本皇军的敌人；至少在某种限度内说明为什么这是如此；但不使人对共产党的力量和成功有一个夸大的印像。

    敌人对于惧怕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理由如此坦白，是不说自明的。敌人并不怕的厉害，因为，他们正努力于对日本皇军作决死的战争——很明显，在中国整个的战力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复原起来之前，共产党还不能从事这样的战争——而同时又因为“共产党正在鼓舞民族的自觉”。

    敌人怕他们，不仅仅是因为“共产党的强韧远远地超过了重庆的部队”以致“东亚的（其实是日本人的）和平的主要障碍已不是重庆政府而是中国共产党了”——而是为了共产党加强了人民和国民党之间的对立底尖锐而从内部动摇了国民党的基础。

    在共产党要想使得国民党中的自由份子来帮助他们动摇重庆政府——这政府日本人已不再视为是他们在中国的目的底主要障碍了——底企图中，以及在共产党要想把国民党的政权施以民主改革以加强中国战力的企图中——“共产党的危险性格就在这里”——就有着对于日本人的危险。

    （原载于《八路军作战力的证人》19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