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讲吧。”阿兰催促道。

    他们已经上到了楼梯的顶端，开始顺着昏暗的走廊走去。书记员压低嗓音说：“好吧，梅特兰德先生。这位威利斯法官是位高贵的绅士。他非常讲究程序，特别是讨厌别人打断他的话。在您陈述时，您想讲多久就可以讲多久，您要多少时间他就会给您多少时间。但一当他开始讲话了，他就再不喜欢任何人说话，甚至不允许你提问题，一直要等他讲完。当有人要插话时，他会十分生气的。”

    “谢谢您，”阿兰感激地说道。“我会记住的。”

    书记员在一扇硕大的门前停了下来，只见那门上写着“闲人免进。”书记员在门上敲了两下，然后伸长脖子听着。从里面传来了模模糊糊的一声“进！”书记员打开门，把阿兰让了进去。

    这是一间宽大的房间，墙上镶着护墙板，地上铺着地毯，还有一个瓷砖砌的壁炉。在壁炉前面放着一只可移动式的电炉子，上面的两组电热组件正点燃着。屋子中央有一张桃心木写字台，上面堆着卷宗和书籍。写字台后面的小桌上堆放着更多的书籍和纸张。棕色大绒窗帘拉开着，露出了铅条玻璃窗。窗外已是黄昏，市内和港口里，万家灯火开始闪烁。房间里只有一盏台灯亮着，在周围洒下一小块光亮。当书记员领着阿兰走进来时，一个身材挺直、消瘦的人影正在光亮的外面，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准备下班了。

    “阁下，梅特兰德先生递交了一份要求签发人身保护令的申请。”

    “是嘛，”全部回答就这两个字，并且是哼出来的。书记员和阿兰等在一旁，斯坦利·威利斯法官小心地脱掉大衣和帽子，把它们挂在了身后的一个衣架上。然后他进入到桌前光亮的地方坐了下来，严厉地说道：“梅特兰德先生，请到前面来。”

    阿兰估计这位法官有60岁或者62岁的样子，他满头银发，身材瘦削，但骨骼突出的肩膀很宽，加上他挺直的身姿，使他的个子显得比实际要高一些。他长着一张长方形脸，下巴十分突出，白眉毛长长的，嘴唇有力地紧紧闭着。他的目光犀利而洞察一切，但又什么也不流露。他浑身上下透着威严。

    尽管阿兰在心里安慰着自己，但他仍十分紧张。他朝桌子走去，而那书记员则按照规定仍留在屋里。阿兰从公文包里取出他在登记处已注册入档了的申请书和宣誓书的打字副本，清了清嗓子说道：“阁下，这是我的材料，这些是我的证词。”

    威利斯法官微微点了一下头接过了文件，凑到灯光前读了起来。阿兰和书记员默默地站在那里，房间里唯一的声音就是纸页翻动的声音。

    威利斯法官读完后，他抬起头来，脸上仍毫无表情。他用和刚才同样生硬的声音问道：“你还打算作口头陈述吗？”

    “如果阁下同意的话。”

    法官又点了一下头。“请讲。”

    “阁下，这件事的事实是这样的。”阿兰按着自己事先的准备，顺序地描述了亨利·杜瓦尔在“瓦斯特维克号”船上的情况，船长两次拒绝带杜瓦尔上岸见移民部官员等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证词和书面誓词，证明杜瓦尔正在受到非法拘禁，这是侵犯人权的。

    阿兰知道，整个事情的症结在于，要证明目前把亨利·杜瓦尔拘留在船上的做法是不合乎法律程序的，因此就是非法的。如果这一点能被证明成立，那么法庭就应立即签发人身保护令，即威利斯法官要立即签发命令，将杜瓦尔从船上释放下来，让他出庭参加他的案子的审理。

    阿兰陈述着自己的证据，援引着有关法规支持自己的论点，逐渐感到自己原来的信心又回到了身上。他小心翼翼地只从法律角度谈问题，避免从感情上渲染杜瓦尔的命运。在这个地方决定一切的是法律，而不是感情。在阿兰说话时，法官一直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