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判处同样的徒刑——无期徒刑，并没有获准假释的可能。直到那时，伊维特才恍然大悟，意识到乔戈斯的话并非儿戏；也就从那时开始，她越来越感到绝望。

    她认识到她这样的人已是无路可退，也无路可逃。绝望的心理由此而来。即使明知自己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她总觉得这样的结局实在难以接受。

    有几个晚上，在克洛科大街上那幢阴森森、黑漆漆的房子里，躺在乔戈斯的身旁睡不着，她幻想着自己可以回到堪萨斯的农场上去。她出生在那里，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同此时此地相比，那些日子似乎充满着光明，而又无忧无虑。

    自然，这是胡扯。

    那个农场才二十英亩山地。伊维特的父亲，一个脾气乖戾、生性粗暴、嘴贫好吵的男人，从这块土地上搞到的钱，勉强够一家六口人糊口，根本没钱偿付抵押借款。这个家庭从来没有温暖和爱情。父母之间大吵大闹是家常便饭，他们的子女也竞相效法。伊维特的母亲，一个喋喋不休的长舌妇，经常在伊维特面前抱怨，让她——家里最小的孩子——知道母亲一直就不想生她，后悔当初未做流产手术。

    伊维特学她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的榜样，等自己一有自立的能力，便离开家庭，一去不复返。她不知道她家里人现在在哪里，也不知道她的父母是否死了，但她告诉自己她根本无所谓。可是，她纳闷她的父母，或者哥哥和姐姐会不会听到或读到她死去的消息，即使知道，他们又会有多大的触动。

    自然，伊维特想，为了自己的种种遭遇而去诅咒那逝去的岁月，这是容易做到的，但是，这样做既不真实又不公正。来到西部以后，尽管她只受过法定的最起码的文化教育，她还是在一家百货公司找到了当售货员的工作——而且在她自己喜欢的婴儿服装部。她很喜欢帮助小娃娃们挑选服装。大约就在那个时候，她感到她愿意有一天也有自己的孩子，不过，她是不会以自己在家里受到的那种待遇去对待自己的孩子的。

    一次，她被一个同她在一起工作的姑娘带去出席一个左翼的政治集会，问题就从此发生了，她开始同乔戈斯走到了一条路上。一件件事情接踵而至。后来她遇上了乔戈斯，然后就……啊，上帝。回想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处呢！伊维特很清楚就某些方面来说自己并不聪明。她对理解事物一向有困难。她在那间小小的乡村学校上学一直上到十六岁，她的老师说她脑子很笨。后来乔戈斯劝她放弃工作，同他一起转入地下，参加“自由之友”，她并不真正明白自己将陷入什么困境，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在当时，那事听起来似乎又有趣又惊险，而不是——如最后证实的那样确实是——她一生中犯的最严重的错误。

    伊维特渐渐意识到她自己——同乔戈斯、韦德、尤特和菲利克斯一样——变成了一名到处被追捕的罪犯。当这种认识变得根深蒂固时，她感到异常恐怖。要是她被捕了，他们会怎样对待她呢？伊维特想起了帕蒂·赫斯特和她所受的种种苦痛，而且，天哪，她还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呢。伊维特还不是无辜的受害者，她将受多大的痛苦呢？（伊维特记得乔戈斯同另外三个革命者对帕蒂·赫斯特的审讯嘲笑不止的情景。他们嘲笑统治集团那种拚命地、煞有介事地折磨本集团中的一名成员的做法，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证明他们有能力这样做罢了。自然，正如乔戈斯后来说的那样，假使赫斯特——在那种特殊的场合——同安吉拉·戴维斯一样穷困或者是黑人的话，她很可能会得到同情和公平一些的待遇。可是赫斯特的老头儿有钱，这是她的不幸罗。真够热闹的！每当播送审讯的节目时，他们三个看完电视一哄而散的情景又浮现在伊维特的眼前。）但是现在，因为自己犯下了罪行而产生的恐惧心理笼罩着伊维特，这种恐惧心理犹如癌症一样逐步扩散，最后竟充斥在她醒着的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