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家）。如果这个天才在自己身上找不到，就必须到冰冷的阁楼上去找。说不定他正在那里奄奄待毙。然后必须将他吸收进去，正如英国上议院经常吸收偶然碰到的贵族一样。

    继而，命令这个人残酷无情，将腐烂的枝条砍掉，将贵族大树加以修剪。然而，首先，英国托利主义的庞大体系对于小小的头脑来说，太无边无际。要让这个主义输入到法国，法国人要花费许多时间。对这些人来说，缓慢的成功就等于“惨败”。其次，这种救世主的政策，是上帝将力量安置于何处，便到何处去找寻。而我们这些伟大的小人根本不需要这种政策，他们仇视任何不是来自他们自身的力量。

    总之，圣日耳曼区不但没有返老还童，反倒更加老态龙钟。贵族头衔是次要的建制，如果只在重大的场合出现，仍可以保持。可是头衔成了日常争斗的对象，并不是艺术或庄重与否的问题，反而成了权势问题。如果说，对国王的宝座来说，首先是缺少一位顾问，那种与伟大的时代同样伟大的顾问；那么贵族尤其缺少的，是对其自身总体利益的认识。有了这一条，本是可以弥补一切的。贵族碰到了德-塔莱朗先生的婚事问题便不敢上前，而这塔莱朗是唯一拥有金属头脑的人。在他的头脑中，能够花样翻新地制造出一些政治制度，使各个国家光荣地得到新生。

    圣日耳曼区对于并非贵族而担任大臣职务的人嗤之以鼻，自己又生不出可以担任大臣职务的优秀贵族。它本可以真正为国家效力，例如使治安裁判更加高尚，使土地更加肥沃，修建道路和运河，使自己国家成为颇有影响的幅员辽阔的强国等等；但是它却卖掉自己的土地到交易所去从事投机买卖。资产阶级的活动家、有才干的人物雄心勃勃，危及国家政权。它本可以让这些人进入自己的行列，而把他们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它却宁愿赤手空拳地与他们战斗，因为它从前真正拥有的东西，现在只是从传统上来说还占有着罢了。更糟糕的是，这个贵族阶级正好还剩下一些这样那样的财产，足以维持其威风。这些家族沉醉于往事之中，在十九世纪向广场上掷出的堆堆枪支中，竟没有一家郑重其事地考虑到让家中长子拿起武器。

    年轻一代，被排除在国事之外，便到夫人家中去跳舞，而不是以帝国时期和共和时期年轻、刻苦、单纯的天才人物为榜样，到巴黎来继续每家家长早已在各省开拓的事业。长辈们通过维护当地利益的持续努力，赢得了公众对他们头衔的承认，而且他们力求适应时代精神，按照时代的口味重建贵族阶层。贵族现在完全集中在圣日耳曼区，封建遗老反对派的思想与古老宫廷的精神在这里相互混杂，还很活跃。在杜伊勒里王宫中意见分歧的贵族阶级，更容易被人战胜，因为它只存在于一点上，又组织得特别不好，如同它在贵族院中也组织得很差一样。

    如果它与国家结成一体，它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当它偏居于自己的城区之内，背倚王宫，横卧在财政收支上的，只要一斧头砍下去，就能切断它奄奄一恩的生命线；只要一个小小律师的扁平面孔向前一伸，这斧头就砍下去了（指主张取消贵族爵位世袭制的律师迪潘）。这个人自吹曾机敏巧妙地从刽子手手中夺回了好几个人头，实际上愚蠢地毁掉了不少庞大机构。贵族爵位的世袭权和长子世袭财产权，经他一讽刺嘲笑，便丢掉了。鲁瓦耶一科拉尔先生发表的演说尽管十分精彩，也无济于事。这里的事例和教训，值得将来记取。如果法国的寡头政治没有前途，它死后下地狱时，则会有难以名状的残暴行径，所以就应孩只考虑它的棺椁问题了。不过，外科大夫的手术刀虽然使人感到冷酷无情，有时它却会使人起死回生。圣日耳曼区如果肯推举一个领袖和制订一套体系的话，即使在受迫害时，也可以比胜利时更加有力量。

    现在，将这半政治性的简介概括一下，并非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