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零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露西无时无刻不感到断头台明天就会砍掉她丈夫的头。囚车每天都载满了死刑犯，颠簸着沉重地驰过街道。可爱的姑娘，漂亮的妇女；棕色头发的，黑色头发的，花白头发的；年轻的人，壮实的人，衰老的人；贵族出身的，农民出身的，都是断头台小姐的一杯杯红色的美酒，都是每天从监狱可憎的黑暗地窖里取出、来到阳光下、通过街道给小姐送去消解她的馋渴的美酒。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最后一项可要容易办到得多：啊，断头台！

    若是那突然的横祸和时间的飞轮把医生的女儿吓了个目瞪口呆，使她只好怀着失望静待结果到来的话，她的遭遇也不过是和千百万人的遭遇相同。但是，自从她在圣安托万区阁楼里把那白发的头搂到自己青春的胸前以来，她一向忠实于自己的职责，在受到考验的时候尤其如此，正如一切沉默忠诚善良的人一样。

    在她们搬进了新居、父亲开始了常规医疗工作之后，她就把她那小小的家庭安排得井井有条，仿佛她丈夫就在身边。一切都有固定的地点和固定的时间。她跟在英国家里全家团聚时一样按时给小露西上课。她用一些小花样来欺骗自己，装出相信全家即将团聚的样子——她为丈夫早日回家做些小准备，给他准备了专用的椅子，把它跟他的书放在一边。除此之外，她还专为一个亲爱的囚徒庄严祷告，那人跟许多不幸的人一起生活在监牢里死亡的阴影之下。那几乎是她所能用言语倾诉、宣泄自己沉重的心曲的唯一的途径。

    她的外表变化不大。她跟孩子都穿类似丧服的朴素的深色服装，却全都跟欢乐日子里的彩色服装一样，收拾得整整齐齐。她鲜活的脸色没有了，以前那专注的神情经常出现而不再是偶然一现了。除此之外，她仍然很漂亮，很美丽。有时她在晚上亲吻她父亲时会哭出声来，泛溢出全天压抑的忧伤，而且说她在上天之下唯一的依靠就是他了。他总是坚定地说：“他遭到的变化没有不让我知道的，我知道我能救他，露西。”

    他们的生活改变了，几个礼拜后的一天晚上，父亲一回家就告诉她：

    “我亲爱的，监狱里有一个高层的窗户，下午三点钟查尔斯有时可能到那儿去。若是你站在街上我告诉你的那个地方，而他又到了窗口，他认为他有可能看见你——但他能否到窗口，却得由许多偶然因素决定。不过你是看不见他的，可怜的孩子，即使看见了，也不能有所表示，因为那对你不安全。”

    “啊，告评我地点吧，父亲，我每天都去。”

    从此以后，不论什么天气，她总要到那儿去等两个钟头。时钟一敲两点她已站在那儿了，到了四点才断了念头离开。若是天气不太潮湿或不太恶劣，能带孩子，她便带了孩子去。平时她一个人去，但是从没有错过一天。

    那是一条弯曲小街的一个黑暗肮脏的角落。那里唯一的房屋是一个把柴锯成短段便于烧壁炉的工人的小棚屋，此外便只有墙壁。她去的第三天，那人便注意到了她。

    “日安，女公民。”

    “日安，公民。”

    这在那时是法定的招呼形式。不久前在较为彻底的爱国者之间不自觉形成的这种模式，现在已成了人人必须遵守的法律。

    “又在这儿散步了么，女公民？”

    “你看见的，公民！”

    锯木工是个小个子，手势特别多（他以前干过补路工）。他望了望监狱，用手指了指，叉开十个指头放到脸前，代表铁栏杆，装出窥看的滑稽样子。

    “可这跟我没有关系，”他说。他又去锯木柴了。

    第二天，他探出头来找她，见她一出现就跟她打招呼。

    “怎么、又到这儿来散步了么，女公民？”

    “是的，公民。”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