吵时，鲁莽到想把贝西小姐从3层楼的窗口抛出去。他这些脾气暴躁的行为终于使得贝西小姐给了他一笔钱，从此二人分开了。他拿着那笔本钱去了印度，而且根据我家中一个荒诞的传说，人们看到他在那儿和一个大狒狒一起骑在一头大象身上。可我总觉得，那应当是一个贵妃或是一个贵妃的女儿，也就是公主才对。不管怎么说，十年后他的死讯从印度传来时，我姨奶奶作何感想是无人可知的。和那人一分手，我姨奶奶就恢复了她未嫁时的姓，并在很远的一个海边小村里买了间农舍，带了一个仆人去那里过独身生活。人们都知道她是从此要远离红尘了。

    我相信她一度很喜爱我的父亲。可父亲的婚事让她伤透了心，因为我妈妈在她看来不过是一个蜡制的娃娃。虽然她从来没见过我妈妈，却知道我妈妈当时还不到20岁。自打结婚后，我父亲和姨奶奶再没见过面。那时，我父亲的年纪是我妈妈的两倍，他的身体也不太结实。一年后，他去世了，正如我前面说的那样，他去世后六个月我才来到这世上。

    在那个十分重要的——请原谅我竟这么说——星期五下午，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那事究竟是怎么样发生的，我本人的感官未获得任何印象。

    当时，我妈妈正坐在火炉边。她身子虚弱，精神不振，泪汪汪地看着炉火，想到自己和那尚未出生就没有父亲的小人儿好不绝望，楼上的抽屉里有许多绣有大吉大利的祝词的针插都已表明了对那个小婴儿的欢迎，欢迎他来到那个对他的到来一点也不会有什么激动的世界上。就像我说的，我母亲在一个晴朗而起了风的三月下午坐在火炉边，胆怯怯，悲切切，十分怀疑是否能挨过她的难关。当她擦干眼泪向窗外望去时，她看见一个向花园走来的陌生女人。

    再看一眼时，我母亲顿时预感到那女人就是贝西小姐，我母亲坚信这一预感。那女人站在花园的篱笆外，在落日的余辉下，她步态生硬表情冷漠地走到了门前。

    她来到屋前的举止又一次证明了她的独特。我父亲常说，一般的基督教徒谁也不像她那样举止行事。她没有拉铃，而是一直走到正对着我母亲的那扇窗前，往窗里张望。她把鼻尖贴紧到玻璃上，她贴得那么紧，以至我那可怜又可爱的母亲说那时她的鼻尖变平而且成了白色。

    她使我母亲吃惊不小，所以我一心认为：我在星期五出生实在要感谢贝西小姐呢。

    我母亲惊慌失措，起身走到椅子后面的角落。贝西小姐站在对面，扫视着屋里。她不慌不忙，若有所思，那神情，就像荷兰钟上的那个回回一样。她的目光终于落到我母亲身上，她皱起眉头，像惯于驱使驾驭奴仆的主人那样对我母亲做了个手势，示意我母亲前去开门。我母亲就过去了。

    “大卫-科波菲尔太太吧，我-想。”贝西小姐说，那特别加重的语气大概是考虑到我母亲身上的丧服及心理状态才推断的。

    “是的。”我母亲很软弱地答道。

    “特洛特伍德小姐，”来人说，“你一定听说过她吧，我敢说。”

    我母亲表示她有幸听说过这个名字。但她心头的不快并没证明那是一种特别的荣幸。

    “现在，你看见她了。”贝西小姐说。我母亲低下头请她进来。

    她们走进我母亲刚走出来的那间客厅。走廊对面那间最好的房间没有生火，实际上，自从我父亲的丧礼结束后，那里的炉子就再没生过火。她们俩落座后，我母亲再也忍不住了就大哭起来。

    “哦，好了，好了，好了！”贝西小姐忙说。“别那样了！

    行了，行了，行了！”

    可我母亲忍不住，一直哭了个够才停下。

    “孩子，把你的帽子摘掉，”贝西小姐说，“让我看看你。”

    这要求虽然不合情理，我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