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布施，倒也不愁温饱。

    1907年3月，英国探险家斯泰因来到敦煌。他参观了千佛洞，来到了王道士的洞窟。斯泰因将洞中的经卷一一拿出。王道士看到这个英国人居然敢于进入自己都不曾涉足的洞穴之中，甚感惊讶。

    斯泰因对这些经卷小心翼翼，逐一展开，仔细研读。他将洞内将近三分之一的经卷都取了出来，所以费了不少时日。英国人与王道士商量，他愿意给他一大笔钱来换取他的这些经卷。王道士这时才知道自己找到的这些经卷是古籍，他为这些书籍能够换到如此之多的钱而感慨万端。

    英国人想换取全部的经卷，但是王道士担心官府日后追究，执意不肯依允。最后英国人只买走了六千卷，但装箱之后，雇了四十头骆驼，才将这些经卷从千佛洞运走。

    1908年3月，又有一个外国人来到这个石窟，这次是法国人贝利奥。他想得到王道士洞中剩下的经卷。王道士见县衙始终没有回音，他左思右想，不知如何处置是好。最后他出于对当地官府的责任，还是不愿意全部出让。

    贝利奥将剩下的经卷的一半，大约有五千多本，买了下来，并于当年5月，雇了十辆车运走了。

    贝利奥走后，王道士也暂时离开了藏经洞。由于藏经的数量的减少，游客也无心观赏了，甚至有人对此事起了责难之意。

    以后的数年中，日本和俄国的探险家又来找过王道士。王道士对手中剩下的宝物越来越少深感惋惜，同时又迫于贫困，还是不得不拿它来换钱度日。他心里一直在想，为什么这些外国人都跑到这里来买这些旧书呢？

    俄国人走了之后，又过了一年，从北京来了一些军人。他们把洞里剩下的经卷全都用马驮走了。这些军人来时王道士躲了起来。他打听到这些军人都走了时，又到藏经洞来了一趟，但是洞里连一片纸都没剩下，一空如洗。王道士点了一盏灯火，走进洞内。周围的洞壁上只在北面画有壁画，这时也都可以看得到了。画上画的僧侣穿着朱色的衣服，站在他们对面的女人的裙裾是青色的，王道士面对这些精美的壁画，看得目瞪口呆。

    王道士从洞里出来，坐在石窟口前的一块石头上。千佛洞前茂盛的树木在清风的吹拂中轻轻地摇动。柔和的阳光下，四周静悄悄的。王道士懒洋洋地看着这些风景，心里在想，这个洞里藏的古籍还不知道是多么贵重的物品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为什么那些老毛子会一个接一个地跑到这里来买呢？自己眼拙，看不出其中的价值。报告给县衙，他们也搞不清楚。看到外国人拿走了那么多以后，连北京的军爷也坐不住了。自己肯定干了一件蠢事，与人家做了一桩最不划算的买卖。王道士想到自己让一个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从眼皮下白白溜了过去，沮丧得不得了，呆呆地坐在那里不愿起来。

    事实上，藏经洞里的宝物比王道士想像的具有更加巨大的价值。这种巨大的价值就连将经卷运走后向学术界做了介绍的斯泰因和贝利奥在当时都并不了解。

    这些经书的种类繁多，全部共有四万卷，包括公元三、四世纪时的贝叶梵文佛典，用古突厥文、突厥文、藏文、西夏文等文字写成的佛经，世界上最古老的手抄经文，甚至还有大藏经中都未曾收集到的佛典。出土的藏经中还有禅定传灯史的贵重资料，各种极具价值的地方志，摩尼教和景教的教义传史书。特别是其中大量的梵文和藏文典籍等，对于当今古代语言文字的研究有着开创新纪元的重大作用。另外，其中包含的各类史料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的东洋史学和中国史学的研究。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敦煌石窟出土经卷不仅对东洋史学，对世界文化史上的所有领域而言，也都是灿烂辉煌的瑰宝。要想判明它们对这些领域的改变将起到的重大作用，还需要后人付出更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