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皮埃尔-路易发现，这位作者是个“秘密的革命者”。在他满怀20岁青年的激情写给他父亲的那些信中，他不加任何节制地流露出这种反叛倾向。后来，由于生活所迫，他不得不有所收敛；在成为剧作者的年代，他只限于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进行冷嘲热讽。后来，对人类进步的憧憬使他产生了幻想。可是，在1886年，他不得不承认，“科学不应超越习俗”，“人类必须在掌握相当丰富的学说和变得相当明智的时候，才不致于滥用科学。”他通过罗比尔的口说，“未来的科学”能改变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状况。

    1894年——这是《约拿唐号遇难者》的故事情节所发生的年代——这种对习俗的改变还远远没有完成。恰恰相反，由于科学不断向前发展，分隔科学与精神状况的鸿沟反而加深了。这位上年纪的家对科学必然产生的结果感到恐惧；所掌握的科学知识由于必然造成的滥用，已经可以使人预见到，离开原先的目标、使人类具有理智再也无法控制的某种能力的科学，将导致精神的崩溃。他在最后一份手稿中提到了这种崩溃，但这份手稿写得过于仓促，以致他儿子不得不担负认真修改的任务。

    近几年来，米歇尔跟他父亲的感情关系十分密切，但在理智方面是否也存在这种密切关系？这实在难以肯定。我记得，在朗格维尔林荫道44号的住家里，他们两人就作者正在撰写的这部作品进行过多次长时间的交谈。这位老人为能够将他的创作提纲托付给一位有资格的对话者和评论家而感到欣慰，并因此而恢复了他青年时代的那种活泼劲儿。让-谢诺有充分理由认为，米歇尔对他父亲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要比格鲁赛一劳里具有更深刻得多的决定意义。我们知道，格鲁赛一劳里是属于极左派的。儒勒-凡尔纳在为赫泽尔尽责、全部改写《朗热沃尔的遗产》（在《蓓根的五亿法郎》一书中，原稿实在没剩多少东西）时，曾明确表示过他对格鲁赛其人的看法，说他文笔流畅，但思想模糊。

    与格鲁赛一劳里合作的《辛蒂亚号沉船》于1885年发表。我不得不认为，这部由两位作者合作产生的作品委实平庸无奇。我觉得，题材本身便荒诞不经：为了满足家庭范围的好奇而去追寻诺尔登基奥德①的足迹作这样一次远征，简直令人难以接受：轻而易举地发现西北和东北航道，这同样令人难以接受。富于戏剧性的试航只是略为提及。在劳里起草的那份内容相当空泛的文稿中，似乎只是插进去一些有关南极地理知识的段落才使作品多少带有一点确实性。我认为，这篇旅游记顶多是一篇黯淡无光的概述，还比不上《在冰川上过冬》这篇结构严谨、文笔生动的青年时期的试笔之作。

    ①诺尔登基奥德（1832－1901），瑞典自然学家和探险家，于1878－1879年间发现南极的东北航道。

    儒勒-凡尔纳和格鲁赛一劳里有过一些交往，这是事实；格鲁赛这个革命者的言谈受到“秘密的革命者”的恳切欢迎，这有可能；但说格鲁赛对儒勒-凡尔纳产生过哪怕只是表面的影响，也似乎令人难以接受，因为格鲁赛虽有真才实学，但思想意识却是模糊的。

    米歇尔的影响要深刻得多。米歇尔向他提供了更为明晰、更富于吸引力的论据。他俩的交谈常常很快转变成一种讨论。到了晚年，这位作家将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诉了他的儿子，除米歇尔外，谁也无法不违背其意图地将他留下的最后一份手稿修改出版。对这位作家的后期作品所流露出来的悲观感到诧异的人本来可以觉察得出，作者的情感并非始终是使他们感到放心的那种怡然自得的乐观。假如他们认真阅读，他们必然会发现，在他的全部作品中，他总是通过一种持久而勇敢的努力去说明他的主人公所获得的成功，而且不止一处地方显示出他对人类命运所怀抱的某种失望。从他的作品的时间顺序来看，这种有所醒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