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眠布朗格维尔街的住宅；老作家的工作室及日常生活；弥留之际

    如爱轮-坡所喜欢作的那样，还是让我们从后面说起吧。这样做的目的，并非为了提出某种预先设想的结论，而是为了获得一个扎实的基础。这个基础将使我们能够推断出我们所要谈到的这个人来。

    所谓“从后面说起”，也就是要先谈谈他的葬礼。可是葬礼是为一个死去的人举行的，实在没多大意思。我只想指出一点，德国政府曾派遣它的大使代表皇帝陛下前来致哀。我们全家对德国向一位并不常常宽容它的作家所表示的这种敬意十分感动！

    如同每一个人的临终那样，儒勒-凡尔纳的临终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最后时刻：在这一时刻里，虽然还寓于这个世界之中，却正准备离开它。我和我的长兄刚在地中海的海边住下来；我们接到一份电报，于是立刻赶回亚眠。我们的父母和一个兄弟已在那里，一直在病榻前守着弥留的病人。

    当他发觉所有亲人都围在他身旁时，他只是深情地望了我们一眼。这一瞥目光显然是说：“你们全都来了，这很好，现在我可以走了。”随后，他转身对着墙壁，泰然自若地等待死神的降临。这种恬静而有勇气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这一时刻来临之际，我们希望也能有一个如此惬意而宁静的终结。

    他很快进入垂危状态，1905年3月24日清晨8点钟，终因糖尿病急性发作而与世长辞。

    他妹妹玛丽在一封信中说，他大概曾对前来看望他的神甫这样说过，“您为我作了善事，您使我获得了新生”。她信中还说（这无疑更有意义），他曾要求把亲属间出现过的一切不和忘掉。

    我双亲决定在土轮定居，在离开巴黎前的几个月，我曾多次探望过儒勒-凡尔纳。在对这几次探望的记忆中，我一直保持活着的儒勒-凡尔纳给我留下的最后形象。

    我们常到亚眠，在祖父母家呆上几天。有时，我羁留的日子稍长一些；其中有一次，那是在我5岁的时候，我一直呆了好几个月。其间，我到附近的一所私立学校念书。我还常常陪祖母到她的女朋友家作客。说实话，我倒喜欢呆在夏尔-杜布瓦街那所住宅的花园里玩耍。我似乎觉得，那个花园挺宽阔。后来，我不得不承认，孩提的记忆把这个花园的范围夸大了，其实，它很普通；有时，我发现祖父牵着他那只叫福勒特的猎犬在花园里散步，这是一只庇卡底种的黑毛垂耳雌狗。小餐厅设在临院子的那座附属建筑物里，我最经常见到他是在这间餐厅里吃饭的时候。事实上，他整个上午都呆在他的工作室里。我对那几幢住房只留下一个模糊的记忆。我只记得有一条镶玻璃的长廊，客厅和餐厅都对着这条长廊，我躲在那儿，别人只隐约地发现我。在我眼里，所有这些都挺大。挺美；其实，那只不过是按当时一个资产者家庭的要求进行布置、适合于作外省聚会的一些较漂亮的房子而已。

    重新见到这个住宅时，我感到惊讶的是，它不仅相当宽敞，而且楼层的房间挺多。我知道，当时这里除安置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儿媳外，还给这位作家腾出了一个地方，可是，他完全还可以大大方方地接待他的家人和朋友。仔细一想，其实毫不足怪，在那个时候，住房标准比我们今天要阔绰得多啊！

    1901年起，我们是在朗格维尔街44号一所更为简朴的住宅里见到我们的祖父母。这所房子离先前那个住宅只两百米。我祖父一直没改变他的习惯。他整个上午都呆在3楼的工作室里。这的确是个名副其实的工作室，因为房子实在太狭小。他在房里摆了两张普通的桌子——一张用来写字，一张用来堆放资料，一把伏尔泰椅和一铺行军床。清晨5点钟，他下床后，只需跨出一步，就到了工作台前。我依稀记得有一个挂在墙上、摆放着好几支陶土烟斗的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