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坏教门清规，教士身陷囹圄，她也被刽子手——小教士的胞兄烙下了一朵百合花。教士越狱逃跑，携带米拉迪私奔他乡，刽子手因受株连入狱，替弟顶罪。在异乡，米拉迪嫌贫爱富，又抛弃了小教士，和当地一位少年拉费尔伯爵结婚，弄得后者倾家荡产又弃他而去。拉费尔伯爵恨之切切，便化名阿托斯投军，进了国王火枪队，以慰失恋受骗之苦。米拉迪逃到英国，骗取温特勋爵伯兄之爱成婚，并生有一子。但为了独占丈夫及兄弟之遗产，她又谋害了第二个丈夫。她罪恶累累，天怒人怨，当即在利斯河畔被杀正法。至此，达达尼昂、阿托斯、波托斯、阿拉米斯、温特勋爵和刽子手各自都报仇雪恨，了却夙愿。

    黎塞留得知心腹米拉迪遇害一事中，达达尼昂是主谋，便命亲信罗什福尔将他捉拿。达达尼昂不卑不亢，坦言相陈，明示原委。黎塞留见他视死如归，义勇无双，少年有为，深为感动，非但不加罪行诛，反而擢升其火枪队副官。阿托斯、波托斯、阿拉米斯三人或归乡里，或娶孀妇，或皈教门，萍飘絮飞，全书就此结局。

    怎样恰如其分地去评价《三剑客》这部大仲马的代表作，就像怎样恰如其分地去评价大仲马本人一样，很难绝对公允的。一百多年来，世人对这部作品贬褒不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正如大仲马本人一生多彩多姿、逸趣横生一样，他的这部代表作也是多彩多姿，逸趣横生。这一评价是举世公认的。

    有人说，大仲马的作品是化的历史，也有人说是历史化的。还有些评论家说大仲马不过是将史实化为衬底的色布，要把他的幻想绣上去，于是有时漏了光，就映出了历史底色的纹痕来。其实，不管是化的历史，还是历史化的，也不管绣上幻想的衬布是否漏光，这都不是评论这部作品的本质，就如文人墨客中，有的专长言情，有的谙熟人物传记，有的精于随笔散文一样，大仲马则拿手通俗历史，并且在通俗历史这块园地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全世界，无论在数量上或是质量上，他无疑是首屈一指且又无人与之匹敌的高手。这一评价也是举世公认的。

    有些作品被推向社会，只不过是有文字记载的过眼云烟，在人们的心目中没有留下一丝回味的痕迹，时隔不久，便被抛进历史的垃圾或被打进历史的冷宫。而大仲马的《三剑客》和他的另一部世界名著《基督山伯爵》一样，已被世界各国译成多种文字。一个多世纪以来，尽管人事沧桑，星移斗转，该书始终风靡于世，烩炙人口，一直久畅不衰，成了一部受世人推崇的世界文学名著。这就说明，这部著作成功地经受了社会的检验，得到了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读者的一致认可，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这个评价又是举世公认的。大仲马生活的年代，正是法国保皇派和共和派激烈斗争的多事之秋，他在政治上倾向资产阶级，主张共和，反对查理十世，反对波旁王朝的复辟。反映这种思想倾向的他的第一部浪漫戏剧《亨利三世及其宫廷》，在《三剑客》问世十多年前就已大获成功。一八二八年二月十一日第一次公演时，共和派和保皇派均有人出席，剧场坐无虚席，雨果和奥尔良公爵夫妇也光临观赏，结果在共和派获得压倒性胜利的气氛中降下了帷幕。因此，大仲马主张共和这种基本的进步政治倾向，不能不在他以后的创作中反映出来，不能不成为他策划通俗历史的基本格调，当然也不能不是贯串《三剑客》的一根思想主线。

    至于艺术成就，毋庸置疑，大仲马不啻是一位编织故事的能手，不愧是一位高超的语言艺术大师。和《基督山伯爵》一样，《三剑客》充分显示了大仲马想象思维的超凡脱俗，构织故事情节独具匠心，刻划人物别具特色。他用生花的妙笔将主人公达达尼昂和另三个伙伴的各自性格勾画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达达尼昂初出茅庐，风流倜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