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直属队共六千余人，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率领下，九月十日凌晨离开巴西，经阿西于次日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鉴于张国焘在反对中央北上方针、分裂党和经军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央政治局于十二日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的问题和部队的组织及行动方案等问题。周恩来因病没有出席俄界会议。

    俄界会议揭露了张国焘拥兵自重，制造分裂，篡夺军权党权的阴谋活动，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四方面军的领导者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了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抗日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什维克方针。由于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所以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忍的态度。

    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和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已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政治局认为，张国焘同志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是有着他的长期的历史根源的。张国焘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内，犯过很多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行过不少派别的斗争。四中全会后一个短时期内，他虽是对于当时改造了的中央表示服从与忠实，但他对于自已过去的错误是并没有彻底了解的。因此他在远离中央，并在长期内脱离中央领导之后，又产生了新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很明显的，张国焘同志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这一决定只发给中共中央委员。

    关于组织问题，俄界会议决定：“一、将北上部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二、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领导核心。三、成立编制委员会，以李德为主任，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负责部队整编工作。”

    沉寂了八个月的李德，此时复出了。他不但参加了俄界会议，还被中央政治局任命为红军编制委员会主任。在此之前，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与张国焘的斗争，在北上还是南下之争中，他是站在毛泽东、周恩来一边的。不知为什么，在两个方面会师时，他一看到张国焘心里就没有好感。他感觉到张国焘这个人不仅狂妄自大，而且很阴险。看来，这一点他还算是有眼光的，叫他看准了。

    离开巴西的那个凌晨，坚决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的陈昌浩派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赶到红军大学，劝红军大学学员抵制中央北上命令，跟张国焘南下。拥护北上的李德跟李特大吵起来，两人推推搡搡，几乎要动武。毛泽东及时赶到，对李特晓之以理，耐心劝说。李特不但不听，还跳起来指着毛泽东大声指责犯“逃跑主义”罪行。站在一旁的李德担心李特对毛泽东有过激行为，突然从身后将李特紧紧抱住。李特挣扎了一下，无法摆脱李德那铁钳一般的双臂。李德身高力壮，动起武来李特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毛泽东随即就叫李德放了李特，还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以说理为主。

    这时候，李德拥护毛泽东、周恩来的北上主张，而坚决反对张国焘南下，并非诚心诚意地支持毛泽东、周恩来战略决策，而是从他自身的利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