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和许多老干部一样，受到冲击，只保留了中央委员职务。1969年10月被“下放”去江西的工厂“蹲点”。1972年4月，林彪折戟沉沙蒙古温都尔汗半年多以后，陈云才从得以回到北京。7月21日，他致信毛泽东，请求中央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毛泽东次日即批示同意。不久，陈云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协助周恩来总理考虑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问题。“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工作造成极大破坏。虽然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在尽力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了纠“左”的努力，但极左路线对经济工作束缚和干扰仍然十分严重。虽然自五十年代末以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在政治上屡遭打击，但他并不将个人沉浮荣辱放在心上，而是百倍珍惜重新工作的机会，以对党和人民高度的责任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抵制“左”倾错误、打开对外经贸新局面的工作中。

    陈云放眼世界，直言和资本主义打交道大势已定，做工作不要被老框框束缚住。

    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交恶，占中国外贸75%以上的对苏东贸易受到极大影响。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不仅胜利渡过了三年困难，更咬紧牙关提前还清了欠苏联的债务，做到了既无内债，又无外债。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文化大革命”一来，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上纲上线到政治路线的高度，与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对立起来，把建国以来的对外经济交流工作贬得一无是处，实际上搞闭关锁国。

    进入70年代，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1971年中国重访联合国，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中国外交逐渐走出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极端孤立的局面，获得了走向世界的极好机遇。外交关系的突破带来了对外经贸合作关系的新契机。而且西方发达国家当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生产过剩的矛盾逼着他们的资本、产品、设备、技术都急于寻找出路，中国潜在的庞大市场需求令他们心动不已，也为中国扩大对外交流提供十分有利的条件。

    但是，对外经贸工作仍受到极左错误政治路线的严重束缚，对与资本主义各国开展经济交流更是顾虑重重，深怕越雷池一步。这样，虽然也认识到这样的机遇，想扩大对外经济交流，但在实际工作中却举步维艰，十分被动。

    从路线方针上纠正极左错误，在当时还没有可能。陈云以他一贯的沉着冷静和实干精神，从调查研究入手，指导外贸等部门的干部解除思想认识上的束缚，在工作中寻找打开局面的方法。

    陈云认真研读了大量的资料。由于对苏东贸易的急剧萎缩和对西方各国贸易的开展，中国对资本主义市场出口占到75%，取代了对苏东贸易的主要地位。陈云敏锐地注意到外贸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及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不但自己研究国际经济问题，也督促有关部门抓紧研究。

    为了解情况，1973年五六月份，陈云连续听取了有关部门的一系列汇报。5月5日，他听取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关于外贸计划和价格问题的汇报时，就要求外贸部门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的价格问题。

    6月7日，陈云又听取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汇报。一开场，陈云拿自己身体不好开起了玩笑，幽默地说：“我是一天打鱼一天晒网。今天是晒网时间，只谈半小时好不好？”

    他开门见山地表示，自己想了解一下国际金融和货币问题，请银行用一个星期到10天的时间，帮他收集10个方面的材料供研究时参考。

    陈云建议银行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当银行方面表示准备恢复金融研究所时，陈云表示赞成。说：列宁讲，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