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委们来长影颁发三万元奖金时，审看了《黄河之滨》。省委领导们好多人流了泪，反响强烈，都认为是好片子。

    但是，一直拖到1985年7月，仍然没有下文。后来李前宽急了，又展现了他的拼命三郎的本色，居然说动了当时的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把样片带进了中南海。那天，薄一波、宋任穷等几十位中顾委来看电影。也许，他们以为这是按惯例安排的观摩片，入场时显得轻松。他们当然想象不到，这是一部没有发行令的“黑片子”。

    演出成功了，中顾委们感动了。当放映结束时，他们热泪盈眶，起立鼓掌，争相说：“这是整党的好教材”，“写得太深刻了，我们的干部应当像影片里的主人公一样”。老革命的话是有分量的，为《黄河之滨》的开禁铺平了道路。

    胡乔木是在这之后观看《黄河之滨》的。那是1985年的7月24日，我和两位导演在长影第八放映室陪他看片，已调任中纪委书记的强晓初和当时任省委书记的高狄、副书记谷长春也在。

    观看之后，强晓初说：“很成功。不一定写恋爱，也出好片子嘛。很深刻，很有生活气息，感人。”

    胡乔木则拍着我的手说：“祝贺你们拍了好片子，祝贺你们的成功。”

    他当时并没有发表具体意见，却在当天晚上告诉我们，第二天约我们去谈谈。

    1985年7月25日，我和纪叶、李前宽、肖桂云赶到胡乔木下榻的南湖宾馆四栋，除了我们，省委副书记谷长春和宣传部长徐吉征也在座。

    不知为什么，胡乔木在谈话之先有个约定：随便谈谈，不要记录，不要传达，更不能发表。

    他的话为这次会见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胡乔木是从称赞《黄河之滨》谈起的。他说《黄河之滨》是好片子，很感人。从故事背景可以看到我们走过的曲折的路，有反思，有血泪代价，很真实。但是，认真说来，也没有脱出政治这个框子。真正感人的作品，真正能长久流传的作品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这么多年来，都是受了苏联模式的影响，写作品、拍电影首先考虑政治。我脑子里，过去茹志鹃写的《百合花》给我的印象很深，为什么？因为写了人性……

    我对胡乔木刮目相看了，说真的，他让我震惊，震撼。

    我当时是相当兴奋的，便找了我主管的几个部门领导，兴致勃勃地传达了胡乔木的讲话，但告诉他们绝对不可以在刊物上披露出去。

    没想到，电影晚报主编曹积三在他的报上捅了出去，我训了他，生怕出事。果然，一个星期后，胡乔木的秘书给我打来长途电话，用指责的口吻说：“乔木同志很不高兴，本来讲好了的，他的这次讲话不能传达，不能发表，你们为什么在电影晚报上发表？”对于他的兴师问罪，我除了检讨，无可辩驳。十四个年头过去了，胡乔木已经作古，我想起这件事，总是有些激动，也有所振奋；而对他的谨慎，却只有种种揣测，也永远无法与他本人交流了，当作历史存疑吧。

    对于胡乔木，张笑天在回忆时心境是芜杂的：这位“头号文化首长”，既兴师问罪批判了他的小说，又一言九鼎解禁了他的电影。胡乔木解禁《黄河之滨》是正确的决定，然而他对《离离原上草》的批判，未必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