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楞伽经》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是震旦禅宗初祖达摩祖师传灯印心的无上宝典，因此是历来禅者修习如来禅、明心见性最主要的依据之一。除此之外，佛于本经中详示五法、三自性、八识、二种无我，而这些法门，也都是法相宗、唯识学主要研习的对象，尤其是三自性（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圆成实性）、以及八识（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的体、相、用，更是唯识学的本色当行；甚至五法（相、名、妄想、正智、如如），以及二种无我（人无我及法无我）亦是相宗参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历来习相宗者也都把它列为与《解深密经》一样是必读的根本经典之一(附注:本经亦为唯识宗所依据之六部根本经之一详见唯识宗词条)。由于《楞伽经》既是一部性相圆融、各宗共尊的圣典，不论在性宗或相宗的根本经典中，都列于首要之位。故知本经对修学大乘佛法来讲，不论性宗或相宗，都极其重要。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古印度的佛教，至今已经走过了2500多年的历史岁月。楞伽经佛教在纪元前后开始传入我国，在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经过长期的交汇、融合后，逐渐发展和演变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形成了众多的宗派，表现出百态纷呈的局面。仅以中国佛教的三大系统(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中的汉语系的主要学派就包括天台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华严宗、密宗等众多宗派。在这些众多的宗派中，又由于所倡导的修行证悟的方法各有特色，从而又各立门庭，各有传承，至今绵延不绝。如以《六祖坛经》为代表经典，首尊《楞伽经》，后以《金刚经》为主要的禅宗，在发展和演变中又形成五派，即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其中的临济宗自宋以后又形成了黄龙派、杨岐派。习惯上，人们将禅宗衍化的各派合称为“五家七宗”。其宗风在海内外之影响，至今而未衰。佛教在思想上与魏晋风行的玄学义趣相投，迎合了文人学士的口味，在隋唐时大盛并与儒、道两家学说互为补充，形成了三家合流的局面，又经宋、元、明、清历代，是中国文人的传统学问，代有大德高僧、学界巨擘。佛学成为博大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我们所进行的研究工作，应当具有冷静而客观的态度，既反对简单地肯定或否定的做法，也力戒从信仰或一宗一派的角度去解释佛教义理。注重于从印度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整体背景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去注释佛教经典，使之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得到继承和光大，这也是笔者的意愿所在。

    《楞伽经》全称《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亦称《入楞伽经[1]》、《大乘入楞伽经》。其译名分别出自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年)的求那跋陀罗、北魏的菩提流支、唐代于阗(今新疆和田)僧人实叉难陀。各译为四卷本、十卷本、七卷本。由于求那跋陀罗的译本最早，更接近本经的原始义，因此流传广、影响大。我们也以四卷本为工作底本。针对佛僧对话，散文与诗句相互交叉的特点来进行标点和分段。注释部分采用以句为主，兼顾数句一旨的方法，依次进行，有些佛教词语出现时前后在义理上各有侧重，则采用删繁就简的原则，予以复注；白话译文部分，以直译为主，在有的术语已有注释的前提下，兼采意译，以便于阅读这也是根据《楞伽经》具有突出的理论探究和人生哲学论辩的特征而采用的方式。应当说明的是在注释部分，作者并不恪守于旧注，而是突破一教或某宗的信仰与偏执，力图在印度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上进行冷静客观地工作，且根据需要采用了一些前期的研究成果，尚祈读者谅解。由于必须兼顾本书与丛书的衔接，时间紧迫，因此在工作中谬误、疏漏以至于偏颇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指正，由衷地期望本书能得到读者的喜爱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