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的楮木做成棺材，用葛藤束棺。葬毕，市人可以照常往来于上。大禹去东方教化九夷，在半路死了，葬在会稽山上，衣衾三件，用桐木做三寸之棺，用葛藤束住，虽然封了口但并不密合。凿了墓道，但并不深，掘地的深度下不及泉，上不透臭气。葬毕，将剩余的泥土堆在上面，坟地宽广大约三尺，就行了。如果照这三位圣王来看，则厚葬久丧果真不是圣王之道。这三王都贵为天子，富有天下，难道还怕财用不够吗？而（他们）认为这样做是葬埋的法则。”

    现在王公大人们葬埋，则与此不同了。（他们）必定要用外棺和内棺，并以饰有文彩的皮带再三捆扎，宝璧宝玉既已具备，戈、剑、鼎、鼓、壶、镜、纹绣、白练、衣衾万件、车马、女乐都具备了。还必须把墓道捶实、涂饰好，坟墓雄伟可比山陵。这样荒废人民的事务，耗费人民的资财，多得不可胜数。这厚葬久丧竟如此毫无用处。

    所以墨子说：“过去，我本来说过：假使效法这种言论，采用这种谋议，计算厚葬久丧，若确实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危者定、乱者治，那就是仁的、义的、孝子应做的事。因之替人谋划的不可不勉励他这样做。假使效法这种言论，采用这种谋议，若人们厚葬久丧，确实不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危者定、乱者治，那就是不仁的、不义的、不是孝子应做的事。因之替人谋划的不可不阻止他这样做。所以，寻求以这种说法使国家富足而只能得到更加贫困，想以它增加人民而只能得到更加减少，想用它使刑政治理而只能得到更加混乱，想用它禁止大国攻打小国也已经办不到，想用它求取上帝鬼神的赐福反而又只能得祸。我们就上从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之道来考察它，正好与之相反；就下从桀、纣、周幽王、周厉王之事来考察它，倒是符节相合。照这看来，则厚葬久丧当不是圣王之道。”

    现在坚持厚葬久丧的人说道：“厚葬久丧若果真不是圣王之道，那怎么解释中原的君子（对它）行之不已、持而不释呢？”墨子说道：“这就所谓的便于习惯、安于风俗”。从前，越国的东面有个輆沭国，人的头一个孩子出生后就肢解吃掉，称这种做法为“宜弟”。人的祖父死后，背着祖母扔掉，说：“鬼妻不可与住在一起。”这种做法上面持以施政，下面习以为俗，行而不止，持而不释。那么这难道确实是仁义之道吗？这就是所谓的便于习惯、安于风俗。楚国的南面有个啖人国，此国人的双亲死后，先把肉刳下来扔掉，然后再埋葬骨头，才能成为孝子。秦国的西面有个仪渠国，此国人的双亲死后，聚积柴薪把他烧掉。把烟气上升说成是死者“登仙”，然后才能成为孝子。上面以这种做法作为国政，下面以之作为风俗，行之不已，持而不释，那么这难道确实是仁义之道吗？这就是所谓的便于习惯、安于风俗。如果从

    这三国的情况来看，那么人们对葬丧也还是很微薄的，而从中原君子的情况来看，则又还是很厚重的。象这样太厚，象那样又太薄，既然如此，那么葬埋就应当有节制。所以，衣食是人活着时利益之所在，然而犹且崇尚节制；葬埋是人死后的利益之所在，为何独不对此加以节制呢？（于是）墨子制定葬埋的法则说：“棺材厚三寸，衣衾三件，足以使死者的骨肉在里面朽烂。掘地的深浅，以下面没有湿漏、尸体气味不要泄出地面上为度。坟堆足以让人认识就行了。哭着送去，哭着回来。回来以后就从事于谋求衣食之财，以助给祭祀之用，向双亲尽孝道。”所以说，墨子的法则，不损害生和死两方面的利益，即此之故。

    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君子，内心确实想行仁义，追求做上士，上想要符合圣王之道，下想要符合国家百姓之利，所以就应当对以节葬来行政的道理，不可不加以考察。”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