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地创办了3万家工业企业、500个商品交易市场，温州的资本为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方面，数量众多的民营中小企业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另一方面，程序复杂手续繁琐的银行难以满足中小企业贷款的要求——数额不定、周期灵活、临时性强。这必然促使民间借贷的兴盛。

    民间借贷是一个灰色金融区，温州人依靠血缘和各种裙带关系来发生借贷，少有抵押或担保，而是凭信用来进行约束。同时，民间借贷的利息非常高，但通常因为关系太亲近的缘故而无法兑现。因此，作为第三方的地下钱庄就有了存在的必然。

    当民间借贷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有组织的“地下钱庄”便无法遏制地膨胀起来。地下钱庄给予单个的放贷人的月息一般为20%到30%，给钱庄的放贷基本月利息起点则为50%，甚至高达100%。疯狂的时候，地下钱庄为了最大可能地吸纳资金，向放贷人承诺的年利息回报达40%到200%，那么贷款人要付出的利息便可想而知。高不可攀的利息回报吸引更多的人来放贷，但也为钱庄的资金回笼迅速增大了风险。

    地下钱庄的借贷关系没有得到政府认可，因此放贷人的利益也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于是，不法之徒利用这个灰色的金融体系的隐蔽性，从事着各种非法的活动，在这件貌似华丽实则破旧不堪的袍子下面，隐藏着无数的虱子与虫蚁，侵蚀着放贷民众的权益。

    1998年前后，平阳人谢孝忠成为了一名地下钱庄庄主。退休教师的身份为谢孝忠增加了无形的信誉，比同期银行存款高出将近10倍的月利率也极具诱惑力，到2001年10月，谢孝忠的地下钱庄已有存款户182家，吸纳资金2000多万元。利用地下钱庄的资金，谢孝忠开设了一家房地产中介所，进行房地产炒作与土地买卖。

    2001年10月中旬的一天，谢孝忠突然消失，同时也有风声放出：由于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加上地下钱庄的经营不善，谢孝忠资金链断裂钱庄无以为继。

    表面上，这是地下钱庄失控导致的债务危机，但其背后却是一桩资金诈骗案。

    利用地下钱庄的资金“炒房”“炒地”的谢孝忠收获颇丰，完全有能力偿还钱庄的债务。但在谢失踪后，由谢孝忠亲属组成的“还债理事会”处理后续事宜。在理事会的操作下，地下钱庄的债务通过各种途径来逃避或转移债务，诈骗资金。其中最重要的途径是，以谢孝忠名下的地产来抵债，但是在估价中，谢的地产高出市场价50%到200%。存钱户为了尽快拿回存款，不得不同意了这种变相的欺诈，通过此种方式，谢孝忠获利800多万元……

    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抬会”开始，温州“地下钱庄”的模式基本没有变化。2003年高秋荷的“经济互助会”成立，互助会的门槛不低，50万到100万的入会费，但是仍然有成群结队的乐清人加入。这些会员的资金基本上都是通过整个家族拼凑而来，看中的是互助组的高回报——1万元的会费，每月可回报1500元。

    高秋荷需要做的，就是遵循经济互助会的基本架构，吸引越来越多的会员入会。高秋荷手握巨额会费，不断地为自己置办大量房、车等固定资产。

    同时，前期会员高得出奇的利息，必须由新会员的入门会费来支付。为了维持这种循环，高秋荷必须马不停蹄地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圈钱，房地产开发、成立投资公司等成为了最好的理由。

    当所有的会员都享受着“一本万利”的回报时，“传销式”的互助会终于到了崩盘的时候，2007年，高秋荷已欠下115个会员1.16亿元的资金。最终，高秋荷被处以死刑，没收全部资产。判决书上有满满三大张纸的受害者名单，这些受害者的每个账号上几乎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