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袁世凯因为各位宗室人员所忌，迫得上表辞去兼差。

    当时朝廷已有旨发出，系“着照所请”四个字，便把一切差使统通开去了。那时袁世凯以为从此可以免得诸臣所忌，不想那时宗室人员，有许多恃着是天潢贵胄，一来以袁氏从前权重，不免睥睨侪辈，二来又有从前受过袁氏气焰的，固乐于削他权势，故到此时，虽减了兵权，开去兼差，犹若余怒未息，更日肆谣言。有说袁世凯失了兵权，久怀怨望的；有说他今更因开去兼差，口出怨言的；更有说道他党羽既多，且尚有两镇兵权在手，即现时改归陆军管带的四镇，内里什么统制管带，那一个不是他心腹的人，若一旦因怨发难，怎能制他？因此，以为袁世凯那一人，正想（像）范增论韩信的话：“用则用，不用则杀”这等话。你一言，我一说，天天谋不利于袁世凯。铁良便与部下良弼计议，再要设法，一并收回袁世凯手上所存的两镇兵权。

    原来那良弼亦是满人，曾游学日本学陆军，已是卒业回来的。恰那时铁良正谋争权，良弼又正谋得缺，自然互相利用。

    故良弼回国后，即投在铁良门下。那铁良全然不懂军事的，因为恃着一个良弼帮手，懂得些日本陆军形式，故敢天天纸上谈兵，觊觎兵柄，其实一切计划，都是良弼替他打算的，铁良自不免宠络良弼，是以不满一二年间，不次升握。自改订官制之后，更用他在部中丞参行走。及这时，更谋并收袁氏两镇兵权，急将与良弼计议。良弼道：“那袁氏本有点子才干的，他没有什么马脚露出，断不能在太后跟前说他的短处。况他既为太后所爱，又为庆王所重，欲除去他，却不容易。不如力说他是个得用之人，趁着新改官制，调他留京内用，是名为升他的官阶，实则削他的权力，自可以从中掣肘他了。”

    铁良听得，深以此计为然，便一面向醇王运动，使言于太后之前，力言袁世凯很有才具，方今改定官制，将行宪政，看朝中井无能事之人，不如以袁某人军机，办理一切新政，较为妥协。太后道：“此言亦是有理。惟袁某自总督北洋以来，尚称平静，若调他人京，怕北洋重地，没有管理的人，却又怎好？”醇王道：“北洋与京中，相隔不远，有事尽可照应。且北洋一任，就令袁某荐人承乏亦好。”太后听得，觉醇王所言，一片是重袁世凯的，自然没有思疑。一来袁某在北洋，屡被人参他揽权结党，若调他入京，免他踞住北洋，遍布势力，自是要着；二来醇王曾与袁某争论政见，致拔枪相向，今由醇王荐他人军机，惜此融洽他两人意见，亦是好事；三来袁某既在北京，又可随时独对，商议要政。因此也允了醇王之请，即行召袁世凯入京引见，先谕以办理新政需人，要他在京统筹全局，问他肯不肯。袁世凯自没有不允的道理，但自忖：“在直督上，用去款项不少，虽是因公支用，但究未曾报部作正开销。”因此心上不免踌躇，只得对道：“臣久蒙高厚，渐无报称，今又以臣入赞枢务，自当感激发奋，安敢固辞。但北洋尚有经手未完的事件，恐人京尚需时日。”这等语。太后道：“无论什么事，可交由下任的办理。只恐能膺北洋重任的，究竟不易，就由卿荐贤自代便是。”说了，袁世凯谢恩磕头而出。

    到了次日，即有谕旨，以袁世凯为外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行走。自朝旨发下，那个不知朝廷这会把袁世凯名为升官，实则夺权。惟是袁世凯心上，以为从前被人猜忌，只为兵权过重，今兵权已卸尽去了，还有什么人谗间自己，反能认真办事，不必瞻前顾后，因此反觉心安。一面上表谢恩，又计算那一个人，可能继这直督之任。虽手下人物甚多，但有两点难处：一来自己向来位置心腹人员甚多，尽要得个知己的人，做了直督，才能把自己所用的人，保全名位，实不啻为自己保全党羽势力；二来数年来练兵，凡是有用之才，有津贴的，有赏给的，志在结他心事，因此耗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