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袁世凯既得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时正值与各国议和之后。各国鉴于团党之乱，仍驻军京津，防有再变。又将团党起事地方，罚停科举数年，各大臣亦无可如何。因京城既破，侥幸贻款赎回，如何敢与各国相抗？故差不多京中政局，也操诸外人之手。惟各国自此亦方针一变，因从前每多提倡要瓜分中国，到那时反说“保全中国”四个字，便各出外交手段，讨好北京政府，望与北京政府亲厚，好为索取权利起见。

    就中单表俄罗斯一国，更为周到，没一点不向北京政府周旋。是以那时京中大员倒道俄国可靠，也有发再续联俄之说的。

    因爵相李鸿章在时，亦曾与俄罗斯订立密约，道是清俄联盟，俄人遂乘机把势力布满东三省。本来这时看见俄人举动，自应有悔心，惟俄人把一片言说，称从前在满洲布设势力，只是不得已，为对付那一国起见，并无他意。又说这会欲助中国自强，又说要扶中国什么维新，种种甘言弄得北京政府里头神魂颠倒，大半是信俄罗斯真正可靠的。所以自京内至各省，都赞成联俄之说居多，更有些提议派大员使俄订立盟约。时俄使在京，更天天在总理衙门陈说清俄联盟之利，催促北京政府速派订议盟约专使。自京中传出消息，驻京各使没一个不知道此事，也有电告本国政府的，也有运动清俄联盟解散的，闹成一片。因各国正思索取中国权利，恐一旦被俄罗斯全数先得了便宜，自然不大满意，故各国当时十分注意此事。

    及此点消息传到北京，就引出一个拒俄的义勇队出来。究竟什么唤做义勇队呢？因当时游学之风渐盛，都知道从前在中国所读的书无济于用，也转向外国求专门的实学。是以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已有万来人，个个倒知得列强大势，像俄国是靠不住的，都不主张联俄之议；又因当时俄人把势力布满于满洲，大有踞地要求之势。所以北京政府里头，才发这个联俄思想，实是巴结俄人，求他体谅的意思。故留东学生无不愤怒，就给这个团体，唤做义勇队，要来拒俄的。

    不想自义勇队成立之后，竟触了清国官场所忌。因官场里头既有多数是赞成联俄，所以连清国驻日本的公使，也以拒俄义勇队为大大不然，又没有法子解散他，就发了个离奇思想：分头打电与北京及南北洋，道那些义勇队只以拒俄为名，实则革命为实，这等语。那时北京及南北洋的官场，接得驻日公使的电报，倒惊慌起来，因驻日公使电文中，更说那些义勇队，不久派人回国运动起事，借拒俄之名，好购运军火。故北京政府一发慌张，即电致南北洋各督抚，认真防察。惟东京学生凡入义勇队的，也源源不绝，任国内官场说他什么革命不革命，也总置之不理，惟赶紧办事，好组织完备，一面发电入京，主张拒俄。

    看来这个义勇队，若问有什么效果倒也难说，只当时这民气实在可嘉。那日听得驻日公使电致国内政府，有名为拒俄，实图革命之语，并闻国内政府，已有电致南北洋防察。听了这点消息，就立时开个大会，要对付此事。大半也主张公举代表，入北洋谒见袁世凯，好表明义勇队的宗旨，兼陈联俄的利害；就会中投票公举，以得多数者即为代表。计当时得票多数的，第一是刘铁升，其次就是汤荣健，都是江浙人。因他两人，在留东学生会内是有点名望的，且又是发起组织义勇队的一分子，所以就举他两人。

    那时刘、汤二人见是投票举了自己，也慨然不辞。以当时驻日中国公使有电在前，说义勇队是革命党，已有消息，由政府知会南北洋各督抚防察，又不知袁世凯为人，平日宗旨怎样，故此行是祸是福，仍不自知。那队中人数约有二千名，没一个不替刘、汤二人忧虑。惟刘、汤二人，一来已被举，不宜推辞以示畏怯，并灰冷各人之心，二来纵是危险，其极至于一死，究竟为国死的，也留个芳名。因此便寄死生于度外，就择日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