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起来，客气地鞠个躬，然后，大步绕过桌子，离开了屋顶花园。

    他知道他此刻的背脊上落满了惊愕的目光，但是他不后悔。主义的美妙不等于主义的强制，他受不了咄咄逼人。

    周佛海不久就返回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继续读书了，三年后毕业回国，同年脱离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又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日，十年后病死于南京监狱。他人生的一切决定似乎都是很果决的。

    那一刻，马林的目光从周佛海的背脊上收回来之后，就顺理成章地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尊敬的陈独秀书记什么时候才能回上海呢？”

    李达知道马林的火气正在越来越旺，但是也只好老老实实回答说：“说不准。”

    “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情，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却不肯到任！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书记独自一个人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的。请问，他的官瘾真有那么大吗？”

    张国焘轻声说：“跑到军阀那里做官，我历来反对。据我所知，李达同志和李汉俊同志也是历来反对的。也真不明白陈独秀同志是怎么了，这官儿是越做越来滋味了。”

    包惠僧听张国焘这么说陈独秀，有点不满意，再怎么着也不能在洋人面前给本党的领袖抹黑嘛，这时候他就听见马林扭过脸很客气地问自己：“亲爱的包惠僧同志，你能回广东一趟，劝劝他吗？”

    于是包惠僧跑了一趟，于是包惠僧也劝说了，还好，对包惠僧的一通苦劝，陈独秀这一回没有固执己见，他虽不同意马林指责他喜欢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的说法，但为了党的工作的全局，仍然接受了包惠僧之劝，与他一起前往上海。陈独秀临行前，陈炯明再三挽留，不准陈独秀辞职。陈独秀以去上海治疗胃病为由，于九月十二号这天，随包惠僧登上了赴沪的海轮。

    在回上海途中，陈独秀用手拍拍舷栏，问：“马林这个人，到底好不好合作？”

    这个问题，陈独秀不止问了一遍。

    陈独秀的提问带有一种海浪般的咸味，包惠僧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

    浪花溅上甲板，湿了陈独秀的白皮鞋。舷边风很大，海鸥的叫声听上去有些惨。

    陈独秀说：“这个马林，在我们的党代表会上声称，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东方支部，一听这话，我就烦。他到底说过这句话没有？”

    “说过。”包惠僧觉得这个问题好回答，“第一次开会，他致辞的时候，就说了。”

    “现在中国共产党算是他们的支部不是？”

    “没有做出这样明确的决定。只是在党的决议的第六部分中说：党中央委员会每月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

    “不是人家的一个支部，却每月要报告工作，你说正常不正常？而且，烦不烦？”

    包惠僧不做声，搔搔头皮。

    陈独秀又敲敲白色的铁栏杆，说：“我这个人，最恼恨的，就是听见别人对我吆喝。会吆喝的是谁呢？以前，衙门里头，那些拍惊堂木的人会吆喝，两旁打板子的衙役会吆喝。革命之后，衙门没有了，还有谁吆喝？也有吆喝的，那是我两个儿子，我的儿子就这么对我吆喝，独秀！独秀！他们信奉无政府主义，政府都不信了，还信什么爹娘？！所以敢吆喝。眼下，我在法兰西的两个儿子，统统信奉了马克思主义，也不再对我吆喝了，可是却有人借马克思主义之名，又想来对我吆喝，要汇报这个，汇报那个，惠僧，你说，中国人自己组党，自家的事情，凭什么要向洋人汇报？”

    “陈先生！”

    “怎么？”

    “人家是代表共产国际的，我们说话，无论如何，须得音量适中，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

    陈独秀闻言，长吁一口气，注视着起起伏伏的海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