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的《真理报》在论及九一八事变时，有这样一篇社论：

    只有一种力量能够结束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东北的强暴行为——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赢得中国工农革命的胜利。……当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镇压中国人民时，全世界的工人正在奋起保卫中国革命。苏联的劳动者极其认真地关注中国的斗争，他们的同情心在中国人民一边。

    社论以极高的调子肯定了中国工农革命斗争，认为它才是惟一可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并充分表明苏联人民满怀同情心地关注着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调子高则高矣，但免不了不着边际之感。这篇社论与9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发表的宣言颇为类似：方向是正确的，旗帜是鲜明的，但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并没有切中要害，因而现实性不强。但无论怎么说，这篇社论毕竟表明了对中国人民反日斗争的严正支持。

    《真理报》作为苏共中央的机关报，在事变之后表现对中国人民的支持已不止一次了。早在9月21日，它就严厉谴责了日本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并辛辣地讽刺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的纵容说：“发起非战公约各国对日本帝国主义之举动，无只字反对，故对于自身之工作，不啻自唾其面，国联为和平工具的价值何在。”10月29日，《真理报》针对日本首相若礼次郎对美国记者的两次谈话评论说：“若向美国记者谈话，指满洲事件由于中国对日侵略结果所激起，并苦诉中国之对日经济抑制，其意殆图掩饰时局，一若中国为占领满洲之造端者。全世界劳动界皆目击日本帝国主义者毫无羞恶之心，劫掠中国。”11月5日，《真理报》进一步揭露：“日本所以欲攫取满洲者，无非欲在太平洋上争得霸权。”事变发生后，苏联人民也多次举行集会和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与舆论相一致，苏联政府也多次通过公开的外交场合，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表明对中国的支持的态度。9月2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致电中国政府说：“日军在东三省行为之扩大，实出苏联意料之外，苏联对于中国甚是同情。”2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声明，表示“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的必要的帮助。”10月19日，李维诺夫再一次发表声明说：“苏联所奉行的主义与国际侵略行为根本是水火不相容的，苏联决不允许与帝国主义者合作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苏联人民极盼中国从速用自己巨大的力量，来制裁日本在满蒙的阴谋。”当日军占领辽宁、吉林多个重镇，并继续沿中东路北上扩大侵略时，苏联政府于9月23日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提出强烈抗议，表示“日本侵略中东路权利时，苏联在相当范围内不得不取防止手段。”这一警告虽显然更多地是出于对中东路特权的考虑，但客观上毕竟阻滞了日军沿中东路的北上。

    苏联政府的态度，在一片西方国家言辞闪烁甚至包庇纵容的态度中，更显得突出而锐利，对当时处于孤立无援的中国而言，是很重要的道义支援。

    但苏联报纸的态度尤其是政府的声明，又总显得话中有话。其报纸很少切中要害地言及日本侵华所造成的实际损害，而总是强调全世界劳动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支持，总是强调苏联是世界和平的倡导者，总是在经意与不经意间充满了空泛的高调。在苏联政府的声明中，听到最多的就是对中国的“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但是，最终还是希望中国人民依靠自己“巨大”的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在明地里谴责日本、支持中国的同时，苏联政策中的确存在“暗”的一面——这里所说的“暗”，已不是完全的“暗中”的意思，因为它的许多内容，是苏联官方在正式或公开的场合所表明的；之所以说它是“暗”，是说它是苏联政策中更为实质的